孔庆德，1911年出生，山东曲阜人，孔子第七十三代后裔。将军能言善辩，直话直说，常蕴深机，能屈能伸，时露锋芒。“文革”中，将军与造反派辩论，既能“上纲上线”，又能粗言俗语，人皆不敢与之对语。周恩来称孔庆德将军为“孔大炮”，将军于湖北有“孔铁嘴”之名。

  蒙难>>>

  张国焘的人让我们去焚烧战友的尸体

  1931年11月的湖北红安县，红四军与盘踞在红安县城内的国民党军第69师展开激战，红军将士势如破竹，破城而入，生擒国民党军师长赵冠英。

  稠密的雾霭中，红军将士正忙着打扫战场。孔庆德的眼皮像突然被火灼一般剧烈地颤动了几下。他依稀看见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朝他冲来，随后他被扑倒在地。“那时我被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残敌偷袭了我们。”将军的嘴角微微抽动，“被五花大绑之后，才知道他们是奉鄂豫皖中央分局保卫局之命，前来逮捕我归案。”

  孔庆德被押解到鄂豫皖根据地的首府——新集。在这里，张国焘正在实施残酷的内部“清洗”。众多红军将士在这里经过短暂的审讯后，被草草地拉出去处决了。

  “他们将我按在板凳上，在我之前，一个团长被从战场上押到这里。那位团长浑身血迹斑斑，要求仗打完了再审问。他们不同意。团长破口大骂：‘为什么不让老子在前线杀敌？为什么不让老子死在战场上？’第二天这位团长就被拉到河谷枪毙了。可是，他们没有找到我任何反叛的嫌疑和证据。我是死里逃生。”将军说，“像我这样稀里糊涂保住性命的只有100多人。”将军被开除党籍，罚做苦力。他们抬石头，修防空洞，浑身酸痛乏力，心若死灰。有一天，监管他们的人命令他们“上山挑柴”。柴禾早已准备好了，每人挑上一大担，沿着蜿蜒的山路下山。新集通往麻城的山路边，有一个小山洼，旁边有条小河沟，他们在这里止步了。孔庆德定睛一看，不由惊骇万分：小山洼里横七竖八地躺满了红军将士的尸体。

  一层柴禾一层尸体，摞了好几层，然后用松枝点燃。焦糊味充斥着山谷，股股黑烟缠绕山脊盘旋不去。“我一生打了那么多仗，死人见过无数，但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痛苦。”将军的双眼被泪水打湿，他扭过头，一只苍老的大手颤抖着抚着额头。

  他们集体失语，内心泣血。挑柴、焚尸、掩埋，日复一日不曾间断；期盼、等待，在焦灼和痛苦中过了酷暑与秋凉。已是红四军军长的王宏坤没有忘记这些蒙冤的红军将士，他以部队减员严重必须尽快补充兵源为由，将陕川肃反中几百人组成的劳改队悉数纳入了红四军。以戴“罪”之身在死亡边缘线上挣扎了一年多的孔庆德重获新生。“王宏坤收编的劳役队的那些人绝大多数都战死了，幸存的寥寥无几。我是其中的一个。”将军拭去眼角的泪水。

  行走>>>

  过草地时很多人的脚烂了，停下来就等于送死。

  1935年初秋，已是红四军10师36团团长的孔庆德率2800余人的疲惫之旅踏进了茫茫草地。脚下危机四伏，不慎踩空，就有可能陷进泥沼，气候无常，忽而暴雨如注，随后又飞雪漫卷。

  6天时间，他们昼夜兼程，走到草地北边的班佑地区。“许多人的脚都被污水泡烂了，白花花的蛆虫在脚面上爬动。”说到这里，将军的嘴撅了起来，样子要吐，“脚烂了也得走，停下来就等于送死。”

  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试图在这里休息一下，然而，紧盯着他们行踪的胡宗南部早已在此布网。

  红军仓促应战，带着饥饿和疲劳与敌军浴血奋战。孔庆德热血急涌，持枪冲入敌阵。猛地，他身子打了个趔趄，眼前一黑，一股柱状的血流从他胸口喷射而出……卫生队长冒着弹雨冲到他身边，用手压住他胸部伤口处，遭到挤压的血流穿过指缝，四处喷溅。卫生队队长急忙掏出纱布塞进伤口。血止住了，孔庆德被抬上担架。这一枪是致命的，斜穿肺部，从背后打了出来，这已是他第四次挂彩。“没有人相信我能活下来。”孔庆德回忆。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恶劣环境中，他躺在担架上一直昏迷，除了胸部微微起伏显示他一息尚存外，看上去他像个死人。

  与红一方面军刚刚会合的红四方面军此时又分道扬镳，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的几千人马继续北上，而红四方面军则奉命南返。张国焘为此鼓动他的麾下：回马四川，直指成都平原，那里有大米吃。

  躺在担架上的孔庆德感到茫茫草地更加凶险了，草根在从水洼中舀出的浑水中烹煮，缺盐，煮出的野菜汤又苦又涩。队伍中有人开始浮肿、便秘、头昏无力，病号与日俱增。抬担架的一个面黄肌瘦的士兵突然双腿发软，摇摇欲倒。躺在担架上的孔庆德伸手抓住士兵的手，他和那个士兵一同跌落在地。“把我的马牵过来，我自己骑马走。”他下了命令。在马背上颠簸，他冷汗淋漓，嘴唇被牙齿咬烂。半个月的时间，他们穿越了草地。

  自豪>>>

  孔庆德带人夺走了日军天皇所赐的大炮

  1939年，孔庆德率冀豫游击支队二团与日军周旋。“一天午后，我借助望远镜观察大杨庄敌人的动向，猛地发现半截土围子后面露出一门大炮。”将军仰面回忆道，“我心里一动，决定夜晚把它弄过来！”孔庆德选出30余名精兵强将作为突击队。“为了不惊动敌人，我要求官兵打赤脚，不走道路，穿行田间。”

  冬夜里寒气袭人。突击队在大杨庄群众的引导下，摸到大炮跟前，一个守炮的鬼子正抱着枪打瞌睡，队员一刀将他劈死。一个突击班拖大炮，另两个突击班扑向旁边鬼子的住房，浇上事先准备好的煤油点着，顿时火势冲天。

  在突击队员推拉大炮之际，没想到炮膛还装着一发顶膛的炮弹，炮弹“轰”地一声打了出去。惊骇的敌人闻声喊叫着往外冲，被突击队一排手榴弹炸得死伤一片，退缩回去。

  天亮后，日军顺着拉炮的辙印一路追赶。后来又专门派出由2辆坦克、18辆汽车组成的快速搜索部队跟踪追击，妄图夺回大炮。孔庆德派出部队一面阻击，一面把这门笨重的山炮不断转移。后来，从日军俘虏口中得知：这门大炮是天皇所赐。“日本鬼子气疯了，像狼狗一样到处寻找。”将军说，“他们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提供大炮下落者，赏金不断提高却无人问津。”

  八路军夺得鬼子的大炮，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事隔一年，宁晋县有一位勇士冒着生命危险，趁日军疏忽，盗出3发炮弹献给八路军。这3发炮弹从这门日本天皇所赐的山炮炮膛怒射而去，炸裂在敌人中。

  坚守>>>

  因为敢于放言，周总理称他为“孔大炮”

  1967年，孔庆德作为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负责人”，被造反派批斗。战火淬炼了他一副火暴脾气，敢于“放言”的他被周恩来总理戏称为“孔大炮”。动乱之际，周恩来命令孔庆德：“快去，一定把‘二汽’搞起来！”孔庆德接到命令，带着秘书和警卫员，直奔地处武汉西北方向的十堰。“那时工地上乱哄哄的，没人有心思干活。我给他们开了会，不想干活卷铺盖走人！”孔庆德说。一天，一个造反派头头带着一伙人，气势汹汹地将孔庆德堵在了办公室。孔庆德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你来干啥？”那头头脖子一梗：“夺权！”孔庆德笑了：“凭什么？”“我是革命造反派。”孔庆德把手中的茶杯猛蹾在桌上：“现在全厂职工都在山上架高压输电线，你就上山去抬铁塔，证明你是不是干革命的！”

  “二汽”的乱摊子被孔庆德治住了。1970年的9月24日，他们造出20辆献礼车，在这年国庆节，簇新的车辆出现在武汉街头的游行队伍中，整个武汉为之沸腾。

  孔庆德刚刚为之舒一口气，周恩来总理又紧急召见他。“这次请你来，是要你去指挥修建焦枝铁路。”“修铁路？”孔庆德脱口而出，“总理，修铁路我不会，我只会扒铁路。”战争年代为了切断敌人的交通线，他带领部队扒过不少铁路，唯独修铁路没干过。总理摆摆手，继续交待任务：“焦枝不建成，主席睡不着啊！”“我立刻感到建设焦枝铁路事关重大。”将军说，“当时我斗胆子立下军令状：一定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让毛主席睡好觉。”

  孔庆德回到武汉，发动百万军民参与铁路会战。中央要求，铁路要在1970年底，最迟于1971年5月1日前铺轨通行。而在此后不久，中央又提出工期要比原计划提前10个月。孔庆德顿感火烧眉毛，特别是汉水大桥图纸尚未完全出来，无法施工。孔庆德听设计人员说要半年才能完成图纸就急了：“你们就不会动动脑子？有没有长江大桥的图纸？它的上部结构与汉水大桥的结构是不是一样？”“两座桥的上部结构是一样的。”“从中给我截下一段！”孔庆德的语气不容置疑。设计人员依计讨来长江大桥的图纸，截下其中一段，略加改动，一段大桥的图纸果然在几天后就产生了。

  1970年7月1日，焦枝沿线大小车站张灯结彩。800公里的焦枝铁路8个月建成，成为铁路建设史上的一个壮举。

  （本文为孔庆德将军92岁时采访文章。正大区职离休干部、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同志，因病于2010年9月29日在武汉逝世，享年100岁。）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孔庆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