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

  提示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馆”“志愿军烈士墙”中间的花环中标明了志愿军烈士人数：183108名。

  这是目前最新公布的志愿军烈士人数。

  这些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籍贯包括24个省118个县市，将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

  “叫花子和龙王比宝”

  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人数有过多种说法。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公布的数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36万余人，但没有单独公布志愿军牺牲人数。

  2000年10月16日，《解放军报》提供数据：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共伤亡36万余人，阵亡171687人。

  坐落在辽宁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曾多方搜集资料，最初统计的烈士数字是171669人，这些都是能查到姓名的志愿军烈士。

  据该纪念馆研究员张中勇介绍，从上世纪末开始，该馆通过民政部下发通知，同时派员下到除西藏外的全国480多个地级市2670个县区单位，从地方最基本的县区民政烈士名单里面逐一进行核对。该馆2006年公布的数字是志愿军直接战斗牺牲人数为183108人。

  这一数字与军事博物馆公布的数字相吻合，也是截至目前最具权威的数字。

  就志愿军与美军伤亡对比情况，记者曾采访抗美援朝战争云山战斗中重创美军“开国元勋师”——骑兵第一师的主攻师师长、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汪洋。这位当年的志愿军第39军116师师长对记者说：“抗美援朝战争，美军伤的多，死的少；我军牺牲的多，受伤的少。原因是美军重武器多，命中后，很少受伤，大都致命，因此我军死亡率高。我军使用的轻武器多，命中后，一般受伤率高，死亡率低。”

  记者对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与美军的装备进行了对比，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有如天壤之别——

  美军1个步兵师装备各种火炮1086门、轻重机枪1008挺，拥有航空兵50余架飞机的支援。火焰喷射器、自动步枪、卡宾枪等短兵器比人还多，装在中、小型吉普车上，随时补给。

  志愿军1个步兵师的装备包括：马拉山炮12门，轻迫击炮、92步兵炮等共计40余门。坦克数量是零，飞机数量是零。汽车只有几辆，轻、重机枪150挺。全师短兵器绝大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冲锋枪、卡宾枪只有一些干部才有，就连手榴弹也仅有1000枚。毛泽东称这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

  然而，正是在这样装备对比悬殊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17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和受其指挥的韩国军队。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军民的胜利和美国的失败而告结束。

  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

  18万名烈士长眠朝鲜

  坐在记者面前的志愿军老兵叫曹家麟。

  他1950年10月入伍，是原志愿军第67军文化教员、作训参谋。他业余从事志愿军烈士考察已10年，对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情况了如指掌。

  曹家麟介绍，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除少数团以上干部和著名战斗英雄运回国内葬在沈阳、丹东等烈士陵园外，18万名志愿军烈士被安葬在朝鲜。

  曹家麟对当年自己服役的67军的志愿军烈士情况更为熟悉：“据我所知，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烈士遗体基本上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安葬的。朝鲜停战后的1954年5月，志愿军总部召开了修建烈士陵园工作会议。会后，67军在军师两级组成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和办公室，从当年6月初至11月底，在金城地区7440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在查对烈士、制碑、制棺、选址修建和移葬等程序中，尽量改造原有陵园墓地，少建新陵园，相对集中，67军共接收和查出烈士陵园墓地1271处，烈士20116名，移动烈士4582名，制棺4531口，补充制作墓碑19980块，修建陵园墓地373处。此外，54军在金城地区有4个烈士陵园，共安葬了1468名烈士。”

  曹家麟向记者介绍了志愿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在朝鲜的安葬情况。中国人民志愿军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共12人，烈士李家发、伍先华、许家朋、杨春增安葬在朝鲜，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邱少云、杨连弟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在湖北省赤壁市城西南30多公里的羊楼洞村老营盘茶山上，共计安葬着124名志愿军烈士。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抢救从抗美援朝前线转运后方的伤病员，当时的中南军区在赤壁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预备医院。该医院的医护人员救治了1200多名志愿军伤病员。1951年10月29日至1955年2月4日，陆续有142名伤势过重的伤员经救治无效牺牲。根据碑文介绍，抗美援朝战争最惨烈的时期是1952年4月至1953年1月，1952年在第67预备医院99人牺牲，其中，7月牺牲24人。

  “这些牺牲的英烈都是我们的病号，那真叫惨烈啊！”73岁的刘芳是当年野战医院护士长，她颤巍巍地拿着烈士名单老泪纵横。

  刘芳回忆，随着战争的深入，伤病员越来越多。病房不够就在空地上搭草棚；没有消毒剂就用煮饭的锅煮沸杀菌；因为缺少青霉素，大量伤员因伤口感染而亡。有的战士在战斗中跟敌人拼刺刀，内脏外露而感染；有的是上、下肢被炸断，骨头外露被感染；有的是在朝鲜战场被美军飞机扔细菌弹，感染严重肺结核；有的在长期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环境下身患重病。因为长途转运延误治疗时机，加上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有限，导致有些战士因救治无效，被就地安葬。

  当年担任野战医院指导员的白玉发老人回忆，一位从前线送来的18岁的女战士因伤口感染牺牲了，大家特别难过。这位女战士叫唐文英，河南省邓县前近乡人，系志愿军机要收发员。她16岁时，与家人失散，家人虽四处打探其下落，终无消息。唐文英的母亲生前经常伤心垂泪，临终前还喊着她的小名。后来，烈士的妹妹找到了姐姐的墓地，感慨地说：“要是我妈知道了姐姐的消息，一定会又悲又喜。为她早逝而悲，为她有音讯而喜。”

  这些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籍贯包括24个省118个县市，将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

  青山处处埋忠骨

  在距上甘岭不远的江原道金化郡九峰里，有一个志愿军烈士陵园，那里长眠着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伍先华、许家朋、杨春增和他们的16848位战友。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成立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中国政府拨出专款，用于陵园建设，在朝鲜建起了8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它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云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价川志愿军烈士陵园、长津湖志愿军烈士陵园、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上甘岭志愿军烈士陵园、金城志愿军烈士陵园、新安州志愿军烈士陵园。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作战地域广，战线拉得长，战场情况复杂，以上8处烈士陵园不可能将志愿军烈士全部安葬，很多烈士仍分散葬在朝鲜各地。除以上8处志愿军烈士陵园外，朝鲜还修建了62处志愿军墓地，建有243个烈士合葬墓，将分散在各地的大部分志愿军烈士集中安葬于这些烈士合葬墓中。

  回国前，志愿军总部人员在毛岸英烈士墓前致哀。

  韩国境内的烈士遗骸

  安葬在国内的烈士

  “除抗美援朝战争初期著名志愿军英雄和团以上干部牺牲后运回祖国安葬外，一些负伤的志愿军官兵回国治疗身亡者也在祖国进行了安葬。”曹家麟对记者说。

  国内安葬志愿军烈士比较集中的有3处，它们是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分为东、西、北3个墓区，安葬着123位志愿军烈士。其中，有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杨根思，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孙占元、杨连弟；还有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3位志愿军军职干部：志愿军第39军副军长吴国璋、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第23军参谋长饶惠谭。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中的123位烈士遗体，大多是1951年5月至1955年底从朝鲜战场运送到沈阳的。翻开烈士陵园档案“志愿军烈士入园登记表”，123位烈士的情况历历在目；每个登记表上，都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的大印，留有组织部部长谭开云等领导的亲笔签名。

  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丹东市锦江山北麓，陵园占地面积14000平方米，始建于1951年5月1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早的烈士陵园。

  这里安葬着264位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烈士。其中人民英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等13位，团以上干部8位。

  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

  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此后，在“三八线”以南还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等多次战役，相当一部分战士牺牲在今日韩国境内。

  曹家麟介绍，1954年，朝鲜开城市政府当局特地在北郊“三八线”松岳山南麓的山坳里开辟建立松岳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以便安葬从敌占区搬运回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战争期间，志愿军随时推进或撤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敌我双方打扫战场时都尽量会对战死者进行掩埋。志愿军离开时会临时掩埋好战友尸体，以便战后妥善安葬。但战后特别是在原敌占区对零散掩埋的战死者遗骸的收集难免会有遗落。

  近年来，韩国不断发现志愿军遗骸，他们大都是志愿军作战时临时掩埋的、散落在各个战场的烈士遗体。

  截至目前，发掘甄别团共在韩国境内挖掘出2537具遗体，包括1963具韩军遗体、8具“联合国军”遗体、386具朝鲜军队遗体、180具中国军队遗体。中朝军队遗体被安葬在韩国坡州的“朝鲜和中国士兵墓地”。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9年间，世界上大大小小几十个列强侵略过中国，区区两万多人的“八国联军”就把一个泱泱大国打得支离破碎、千疮百孔。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屡战屡败的屈辱史。但抗美援朝战争改变了这种情况，中国人民志愿军把以世界头号强国美利坚合众国为首的17国部队打得一败涂地。

  （据《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