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农村乡下。那时的农村既缺吃少穿，也没影视网络，物质文化生活都相当匮乏。小时候，除了偶尔能听到说书弹唱外，就是足不出村便可以经常看戏。可以说，我是喝着清澈甘甜的淇河水，听着铿锵豪放的家乡大平调长大的。

  我的家乡是豫北平原上的一个村庄——淇县泥河村。村庄不算大，因世代传承的“两件宝”而名声在外：一是因全村男女老少皆酷爱书法而远近闻名，翰墨飘香；二是上世纪40年代末村里就成立了业余大平调剧团，梨园花艳。

  村里拥有自己的剧团，看戏自然方便，想看戏一出家门，简直抬脚儿就跑到了戏台前，毋须奔波劳累。不像邻村的孩子非得缠搅着和大人一起，或者呼朋唤友结伴前往，一路上还哼唱着小曲儿：“拉大锯，扯大锯，姥娘门上唱大戏，请闺女，叫女婿，小外甥，也要去，一巴掌打回去，嘟的嘟的下了戏——”

  那时，每逢春节或重大节日，村里就会唱大戏。当时乡村演戏，以放三眼铳为令。说也奇怪，虽然我还看不懂戏，却一听到炮响，心就慌了，哪怕才端上饭，也赶紧三两下把饭扒拉到肚子里，一搁下碗筷，就一溜烟向村东戏台跑去。等到了戏台前，才发现台上只有三五个大人在忙着演出前的准备工作，台下大多是我们这些小孩，原来离开戏还早着呢。我们就像一群小猴子，在台上台下来回地蹿跳，东瞅瞅，西瞧瞧，这儿碰碰，那儿摸摸，叽叽喳喳，打打闹闹，总闲不得。

  父亲是剧团的长尖号手。等戏马上要开演了，我才急忙跑上戏台，拽着父亲的衣角，躲靠在父亲身边。每场戏往往是看了一会儿，我就偷跑下台去，在人山人海里来回穿梭，挤到卖针头线脑的、卖江米糕的、捏糖人的货郎挑前好奇地观看，往往忍不住，就会掏出自己挣得的一角二角的压岁钱，或买块江米糕，或买个糖人吃，感到无比满足。

  最让我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在廿世纪80年代前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约有三十人的村大平调剧团，我家居然有父亲、大哥、姐姐和二嫂四人都是演员，而且四人往往经常同台演出，这一度被村子里的乡亲们传为佳话。

  记得每次演出《辕门斩子》剧目时，大哥演杨六郎，姐姐演杨宗保，二嫂演穆桂英，演到穆桂英为救杨宗保下山，和公公杨六郎好一翻唇枪舌战，甚至不惜以武力抗争，顿时台上剑弩拔张，气氛紧张热烈，此时，父亲的长尖号骤然鸣响，慷慨激昂，响彻干云，台下观众纷纷喝彩叫好！

  戏台上可看戏，在家里亦可看戏。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我家有七八口人，其中四人都是演员，想不天天听戏都难。无论是下晌回来，还是在饭前饭后，还是在夜里睡觉前，也不论自己多忙多累，我的父亲、大哥、姐姐和二嫂总爱挤空儿或独自咿呀哼唱，或三三两两对唱，很是热闹，几乎每天我都能听到熟悉的家乡大平调。

  等到了忙完了秋收秋种后的农闲季节，我家的小院俨然成了一个临时排练场，有吊嗓的，有练功的，有学新戏的，有吹弄长尖号的……

  让人遗憾和惋惜的是，泥河村的业余大平调剧团在1990年前后解体了。

  家乡的大平调已渐行渐远，而它给予我的快乐、智慧、豁达与坚强，对生活对人生对幸福的咀嚼与反思，刚下眉头，又上心头，萦绕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