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历代，公务接待都是地方官员心中永远的痛。

  明万历二十三年，刚当上吴县知县才几个月的袁宏道写信给朋友说：“现在已经知道人生为吏甚苦，为县令尤苦，为吴县知县更是苦上万万倍，比牛马还不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官如云，过客如雨”，来来往往都要县令早晚接待。

  逢迎上级成了本分

  官场内权力分配的基本原则永远是上级掌握对下级的监察和考核，于是顺从乃至逢迎上级，变成了做下级的本分。

  在明代，抚按驾到的时候，不管你是府官、州官还是县官，一律要跪在道路两旁欢迎。如果运气不好遇上刮风下雨的天气，即使是知府，也避免不了“陷膝污泥”的命运。在清代，如果遇到钦差大臣经过，“数十里外设马为长探，二十里内设马为短探，无不竭力趋跄”，都想争取给朝廷要员留个深刻印象。曾经官至南京兵部主事的管志道回忆说，他曾经亲眼看见一位县长百般向前来视察的巡按献媚，拍马屁一直拍到马桶上，甚至到了用貂皮来装饰尿壶、将缎褥铺在厕所里的程度。

  接待上级送了命

  与下级的逢迎相对应，上司及其身边人作威作福，压迫下属，更是寻常现象。明宪宗时，嘉兴府郡吏出身的通政司参议叶某随大理寺少卿熊概去东南巡视。有一天，他们住在嘉兴公馆。熊概嫌公馆招待不周，下令痛打嘉兴知府派在他们身边听候使唤的郡吏，打完之后还不停地骂骂咧咧。叶参议实在看不下去，于是对哭丧着脸的郡吏们从容说道：“诸兄当自勉。当年我也是在这儿挨了多少打骂，才熬到今天。”

  清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广西学政梅立本到郁林州主持科试，由陆川知县杨某承办接待。从四月初四抵达郁林，到五月初一离开，梅学政仅仅让随从逐日付出“蔬菜银”26两，而杨县长包办了梅大人及一大帮随从近一个月的花费。尽管如此，梅立本及其手下人仍多次刁难，并几度杖责杨县长派在学政身边听候差使的王升、陈忠等人。杨县长去求情，梅立本又当面恐吓他说：“我与你虽然是同年，但你办事不好，我一定要追究你！”杨县长非常害怕，不自觉间双膝下跪道：“卑职刚刚到任，很多情况不熟，还求您多多指教。”梅学政说：“你不懂就去问你的家人吧。”说完，就转入后堂，不再理会杨县长。

  四月三十，梅立本又嫌为他准备的轿子不好，命令更换。因为第二天学政就要起程，杨县长一时间想不出办法来，急得要命，于是就将自己的轿子献给梅大人，自己则向办公室主任（吏目）借来轿子用。五月初一，梅学政起程去浔州，杨县长前去送别，但屡次请求，都不获接见，只好先出城过大江桥候送。当时大雨淋漓，梅学政却迟迟不肯出门，故意让杨县长及其属员在城外成了落汤鸡。杨县长一再受辱，羞愧难堪，竟拔出小刀，在轿内自刎殒命。此事传出去，乾隆降旨查办，以处死梅学政了结。

  礼品塞满1000辆大车

  公务接待中对上司的逢迎讨好，既要有迎送跪拜等礼数虚文，更需要宴饮看戏、土宜（土特产）下程（车马费）等务实措施。明嘉靖十八年，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翟銮奉旨到塞上犒劳军队，文臣武将都全身披挂来到郊外恭迎，随后又竞相送礼。等到翟尚书返回时，礼品竟塞满了1000辆大车。

  早在明永乐时就有人指出：“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养活之计，诛求责取，至无限量。”在来自中央单位的各种出差官中，又以所谓“钦使”、“钦差”最为体面，各地方官一听说有钦差大臣来了，都望风迎接，生怕落在别人后面。至于送礼更是司空见惯，是上上下下都要忙活的。

  中央以下，各级地方性上司派出的官员，也同样以州县的接待为“养活之计”。葛惠侬著《宦海风波》中，尚有从“养活之计”着眼的例差特差、短差长差、肥差瘦差、美差苦差等具体分析。只要上面来人，哪怕是最普通的短差，接待单位也会照“规矩”送一笔由3个名目构成的现金，一曰“程仪”，即车马费；二曰“折席”，即宴饮费；三曰“跟随”，即送给仆从的辛苦费。

  说到“接待红包”的具体分量，其基本原则是：“馈送之厚薄，视官职之尊卑”，少则一二十两，多则三五百两。含金量最高的是“钦使”，凡“钦使”到省，照例先从财政里借出一笔巨款先开销起来，等全部接待活动结束，再由各州县和相关部门分摊，“大约每次摊派都在三五万金”。

  后来，因为朝廷一再强调要革除属员给上司送车马费的陋规，所以到后来钦差们都不肯现场收钱了，要改为等他们回京后，再通过钱庄把这笔钱汇到大人的家里去。

  地方官们不办企业不炒股票，衙门公账上也没有办接待的预算，哪来这么多钱开销分摊呢？不外乎是向民众加征赋税，“自筹经费”。事实上，这些几乎不受朝廷监管的自筹资金，既借助公务接待转化为私人消费，又通过馈送程序，成为灰色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方式，“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而已。

  （据《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