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伊始，西藏就与全国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一样，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赋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法权利，这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之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根据这一规定，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获得和平解放。为保证《协议》的执行，还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至1954年达赖和班禅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将颁布、各大行政区的军政委员会撤销以及西藏和平解放三年来的发展变化，毛泽东于9月11日接见达赖和班禅时提出，西藏不成立军政委员会，而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达赖和班禅表示完全同意。

  1956年1月13日，西藏工委决定于4月22日成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并在《1955年第四季度工作的综合报告和1956年第一季度工作安排意见》中向中央提出这一意见，获中央批准同意。随后，为庆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赴藏代表团。当时，陈毅副总理在国务院分工兼管民族事务。1月24日，周恩来同陈毅商谈中央赴藏代表团的组成事宜，并商定做西藏各界人士工作的一些办法。当日，中央在批复中指出，所拟计划原则同意，并应即按此做好准备；拟请陈毅任团长，请陈毅提出代表团的具体名单，各项具体工作由陈毅主持和指导。

  邓颖超曾回忆说，周恩来一直想去西藏。按理说，此次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对周恩来赴藏应是一个实现心愿的机会。但是，由于当时飞往拉萨的航线并未开通，需从西宁沿青藏公路赴拉萨，而根据陈毅率团到达拉萨的时间计算，旅途大约需要耗时一个月左右。然而，这样的行程对于日理万机的共和国总理来说，则是不适宜的。尽管此次不由周恩来率团赴藏，但他自始至终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尤其是他对代表团作出的特别人事安排和提出的希望，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他当时已有了为将来赴藏做准备的考虑。一是他派自己的秘书韦明跟陈毅去西藏，协助工作。周恩来之所以派他去西藏，主要是出于让身边工作人员多了解西藏情况的考虑。不仅如此，当总理办公室1956年准备精简时，他则要求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一定要到边疆去，到基层去。二是他在接见中央赴藏代表团时把代表团赴藏定位为要做帮助西藏的“开路者”。1956年3月15日下午，周恩来接见中央赴藏代表团在京的全体人员。他在讲话中指出：“西藏经济落后，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帮助他们。”“帮助西藏民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是需要做十年或二十年的努力的。你们去开路，会看出一些问题，回来想办法帮助他们，源源不断地帮助他们。”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拉萨举行。6月14日，周恩来专门看望了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后从拉萨回到北京的陈毅。对于中央代表团访问西藏的情况，陈毅向中央作了总结报告。1956年7月12日，周恩来回复达赖5月18日来信，指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个不小的成就”，提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担负着艰巨的任务，这就需要更加加强西藏的内部团结，以保证任务的完成。”正是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明确表示，“西藏和内地之间的航空线试航成功以后，我们互相来往就更加方便了，地理上的距离已经不能再成为阻隔我们的因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非常想实现我的夙愿，到西藏去走一趟”。

  由上可以看出，周恩来是在参与西藏和平解放、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过程中，出于对西藏特殊地位和西藏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出于对西藏各民族人民愈来愈深的感情，而产生了要去西藏的想法。而且，这一想法形成后，他就一直等待着能有这样的机会，实现其愿望。曾长期担任西藏自治区领导，并与周恩来有多次亲密接触的热地回忆，“周总理逝世后，邓大姐多次对我讲过：西藏是个好地方。恩来生前非常惦念那个地方和那里的人民，他一直想去西藏。1965年自治区成立时差点成行，却因事未能如愿。一直到他的晚年还惦记着这件事，这是恩来一个未了的心愿”。

  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总理一直十分关注西藏，并参与决策和指导了西藏和平解放、自治区成立和建设事业，与西藏各民族人民结下深厚感情。他曾多次表达要赴藏视察的愿望，但这一心愿终生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