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一顶“托派汉奸”的帽子突然扣到陈独秀的头上。一时间国内舆论哗然，引发了一场“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的大争论，造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桩大悬案。那么，陈独秀“汉奸”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陈独秀欲回党内

  陈独秀于1937年8月23日获释出狱后，和夫人潘兰珍暂住在南京的朋友家中。两天后的一个晚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及其弟弟陈立夫，联合在陈果夫家中宴请了陈独秀夫妇和陈独秀的几位好友。宾主落座后，陈果夫举起酒杯说：“在座的诸位先生和女士同独秀先生都是难得的好友，让我们共同敬独秀先生一杯，为他洗尘。”

  大家端酒共同与陈独秀碰杯，然后一饮而尽。陈独秀放下酒杯，双手抱拳，向诸位一拜，说：“谢谢果夫兄弟和诸位对鄙人的盛情款待！鄙人无罪坐牢5年，吃了5年的白饭，这就要多谢蒋先生了。”

  这时，陈果夫从座位上站起来，朗笑道：“诸位，我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蒋先生十分赞赏独秀先生渊博的学识和爱国精神，想聘请独秀先生任劳动部部长。独秀先生，你意下如何？”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陈独秀站起来，摆了摆手，说：“果夫先生，请你转告鄙人对蒋介石先生的谢意。不过，他要鄙人当劳动部部长是假，为他装点门面、当他的走卒是真。这是异想天开！”在座的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说：“独秀先生，鄙人也受蒋先生委托，要请独秀先生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供给10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5个名额。独秀先生，你意如何？”“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的两个儿子，关了我5年，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要我成立什么新共产党，则更是异想天开，我陈某决不干这种事。”

  陈独秀一语道破了蒋介石的“天机”，使陈果夫兄弟和朱家骅异常尴尬，宴席自然不欢而散。进入9月，战局日益恶化，南京随时有陷落于日寇之手的危险。

  这天，突然有一位上海来客拜访陈独秀，并转给他一封上海托派的信，并说：“总书记，你德高望重，上海的朋友殷切地希望你回去重振党的组织。他们已筹集了资金，在法租界为你租好寓所，若在那里隐居下来，比在南京安全多了。总书记，我已经给你和夫人买好了火车票，到上海有车接你。总书记，你意下如何？”

  潘兰珍满以为丈夫会同意去上海，岂料陈独秀声色俱厉地对客人说：“你们放明白些，我陈某不是3岁小孩，现在国难当头，联合抗日乃是头等大事。你们搞这种宗派是没有出路的。我决不去上海，日后你们不要再来找我！”随后，他就下了逐客令。

  这位上海来客狼狈不堪，扫兴而去。不久，陈独秀迁居武汉。

  与此同时，陈独秀托好友罗汉找到正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联合抗日事宜的中共代表团的叶剑英、李克农，转达了陈独秀要求回到党内去延安工作的愿望。叶、李对此表示欢迎，还特地为罗汉准备了旅费和介绍信，请他前往延安与中共中央商谈。罗汉于9月初抵达西安，会见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中共代表林伯渠。经林电请中央同意后，罗汉准备去延安，不料正好此时山洪爆发，导致交通中断，罗无法成行。中央遂通过电台以毛泽东、张闻天的名义对陈独秀的要求提出了3项先决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罗汉随即准备返回武汉向陈独秀汇报。行前，林伯渠要求罗汉回去后耐心规劝陈独秀。

  就在罗汉北上赴陕之际，陈独秀再次托人转告中共代表团，表示自己与托派组织已脱离关系，希望会见党的代表。于是，叶剑英、博古会见了陈独秀，在谈话中他们希望陈独秀能公开声明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脱离托派组织。陈独秀虽表示完全赞成党的抗日政策，但对于公开声明脱离托派组织并承认错误的问题，未明确表态。

  罗汉回武汉后，向陈独秀报告了中共中央的3项条件。陈独秀立即致信中共中央，并起草了抗战的7条根本意见，委托罗汉赴南京转交叶剑英、博古，博古阅后认为陈独秀的主张与党中央的路线并无原则上的分歧。

  “汉奸”问题引争论

  正当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为团结陈独秀等一道抗日而与之进行谈判，准备进一步教育帮助其认识、改正错误，并在此基础上接受他回到党内之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成员王明带着康生等人从苏联回到延安。

  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跳出来坚决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诋毁党与陈独秀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并威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他甚至还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不能合作；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为了达到把陈独秀彻底搞臭的目的，王明还诬蔑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300元津贴的间谍，是“杀人狂”、“汉奸”等。

  一贯紧跟王明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立即在《解放周刊》上撰写文章指名道姓地斥责陈独秀、罗汉等人都是日本奸细、汉奸。文章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成效时再增加之。”

  此文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3月16日汉口的《大公报》《武汉日报》、等报纸，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和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周佛海等9人的联名信，指责中共并为陈独秀辩护说：“陈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

  9人联名信在武汉三镇引起强烈反响。然而，在王明的指使下，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立即于3月17日给予反驳，为这封公开信发表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其中非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是站得住脚的，反而强词夺理地说：“陈独秀是否汉奸的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由别人越俎代庖，均是无济于事。”

  陈独秀为了澄清事实，洗涮冤情，于3月17日奋笔疾书，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信给《新华日报》，由此拉开了他与王明、康生等进行说理论战的序幕。文章因《新华日报》拒绝发表，几经周折后不得不改在《血路》《武汉日报》和《扫荡报》上发表了。他在信中满腔激愤地为自己辩护说：“来武汉后……为避免增加抗战中纠纷计，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未自办刊物。我所有的言论，事实胜于雄辩，我以为任何声明都是画蛇添足。”

  3月20日，《新华日报》又发表了《关于陈独秀来信》的短评，指责陈独秀要求拿出证据来，是“无赖的口吻”。这无疑激起了更大的公愤，于是罗汉发表了一封致周恩来等人的公开长信，叙述了1937年8月至10月间与叶剑英等“很融洽”的谈判情况，驳斥了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罗汉等的诬陷。与此同时，一些别有用心者也参与到对“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的争论中来，并借机大肆攻击中共，致使中共的威信蒙受了影响。

  为了捍卫中共的利益，周恩来亲自出面对各方人士做了大量工作。他几次托陈独秀的好友周钦岳等前去看望，并嘱咐陈独秀“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以免事态继续扩大。后来，当陈独秀夫妇迁居江津县时，周恩来特意从重庆赶赴江津，到陈独秀家中看望。

  “独秀先生，希望你抛弃个人成见和固执，以国家、民族为重，写个书面检查回党工作吧。毛泽东主席和中央的其他同志都希望你去延安。”

  “恩来，我还是那个主张，回党工作为我所愿，唯书面检查难以从命！”

  “独秀先生，中央绝无勉强之意，请你再慎重考虑考虑，什么时候愿意去延安，中央都欢迎。希望独秀先生多保重，如果想去重庆看病，可随时去重庆找我，一定为你提供方便。”

  “谢谢你，恩来！”

  对周恩来、徐特立的调解和关心，陈独秀深为感动，遂决定保持克制的态度。

  “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的论争虽然平息了，但陈独秀与中共的关系永远破裂了。

  “汉奸”案大白天下

  1942年5月25日，陈独秀背负着汉奸的罪名，因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由于种种原因，对陈独秀的诬蔑不实之词并未得到纠正，陈独秀“汉奸”案遂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桩悬案。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虽然康生担任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但该书在对陈独秀的人名注释中，对陈被中共开除党籍以后的经历，未沿用康生的“汉奸说”，而是留下了空白，这实际上等于对陈独秀汉奸说的否定。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广大党史工作者广征博引，以充分的事实揭露了王明、康生不惜捏造事实，把陈独秀诬蔑为汉奸，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目的的可耻行径，从而为陈独秀“汉奸”案拂去尘埃，使真相终于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