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直至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在大陆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在争夺政权斗争中，除了在公开战场较量，还在隐蔽战线进行了激烈的交锋。隐蔽战线的斗争因具备吸引人的神秘性，成为影视作品的重要题材，近年来屏幕上还出现了一股谍战片热。由于有些编导受西方文化冲击和商业利润的驱使，为追求票房价值胡编乱造，靠“奢华+手枪+美女”吸引眼球，对观众造成不少误导。今天，本报为您还原当年国共秘密战线斗争的真相。

  电视剧《潜伏》剧照。

  中共地下工作的主要任务并非搞情报

  近些年来一些广告式语言谈及过去国共隐蔽战线较量时，经常用“谍战”一词，此说并不合乎中国共产党当年隐蔽工作实际。“间谍”一词带有贬义，共产党人一般只把对手派来刺探情报的人称为间谍，不能将此词冠在自己的隐蔽工作人员的头上。当年苏联将派出的情报人员称为“苏联侦察员”或“红军侦察员”，中国共产党人对从事隐蔽斗争的人一般称为“地下工作者”，对于隐蔽战线的斗争也称为秘密战、秘密工作。

  当年党的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目标，是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数在搞工运、农运、学运和秘密的统战，发动和组织群众拥护共产党，而不是搜集情报。例如在解放战争中，中国隐蔽战线的最大成就是发动起国统区广大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斗争。对这些看似平凡却意义重大的工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有过不少表现。影视作品进入市场商业化阶段后，一些创作者对这些缺乏刺激性的历史事实却大多没有兴趣，结果出现了“地下工作=搜集情报”的创作误区。

  “俊男靓女+豪奢”的镜头更是歪曲

  中央特科建立伊始，周恩来等领导就规定，不许用金钱收买、美色引诱和手枪恫吓来获取情报和发展关系。

  在当年的隐蔽战线斗争中，中共地下组织不仅把反对奢侈当做防止自身成员腐化的重要一环，同时出于经费所限和避免暴露，一般也不允许成员过豪华生活。近些年一些影视剧的编导迎合社会上追求奢华的潮流，设计的地下工作镜头尽是灯红酒绿，由俊男靓女在高档歌舞厅、宾馆接头。事实上，当年共产党组织经费很困窘，根本不可能维持豪华生活。

  周恩来早在1928年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规定的工作准则便是“尽量职业化、社会化”。地下工作人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要求同社会上普通群众相近，既不要过于出众引人注目，也不要太穷酸招人讨厌。当年的地下工作人员接头，选择高档娱乐场所恰是大忌，因那里是敌方上层官员和警特乐意出入之地。隐蔽工作的纪律还要求外出人员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坐在漂亮女人身边，因敌特出于本能愿意盯着美女，对她们身边的男人自然也会引发兴趣，很容易引来盘查。按照通俗的解释，混在人堆中就找不到，见过面后就没印象的人，才是地下工作者的最佳人选。

  收买、暗杀等行为违反地下工作原则

  近些年一些影视剧的编导凭想象编造情节，经常出现中共地下党组织暗杀敌方要人以及用恋爱等手段发展关系等场景。

  中共从事隐蔽战线斗争时，从来不许搞暗杀一类的恐怖袭击。

  中共中央特科最早开展的除奸工作，始于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遇害案。特科的内线关系很快查明，这是因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夫妇告了密。他们从德国、苏联学习回来后经常出入灯红酒绿的场合，组织发给他们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无法满足其奢华需求，他们便利用接待之机偷记下上百名领导人的住址，随后到租界巡捕房表示愿以5万美元和出国护照出售此名单，并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待捕捉验证确实后再做下一步交易。中共中央负责人闻知此讯后紧急搬家，红队又以放鞭炮作为掩护冲进这对叛徒的住所，搜出名单后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中枪负重伤，从而斩断了继续叛变的线索。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5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被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幸免。仅过了6天，彭湃等4人便在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中央特科通过内线查明，告密者是军委秘书白鑫。此人在海陆丰红军中当团长时便怕死弃职跑到上海，为追求荣华富贵而秘密自首充当了内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中央特科红队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设伏，连开90余枪，击毙白鑫及特务保镖共5人，我方无一伤亡。“霞飞路上的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丧胆而不敢随便活动，中央在沪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红队在上海滩有了威名后，周恩来又专门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差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有一次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得知有二三十个警探和“包打听”要在一品香饭店聚会，打算运去几皮箱炸药引爆。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制止，认为这会把饭店炸成废墟并伤及无辜，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除了打击敌军事目标，也从不暗杀反动营垒头面人物，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并且与国民党特务那种“下三滥”手段划清了界限，这也是成功争取人心的原因之一。

  10年内战时期隐蔽战线开创基业又受重挫

  国共之间隐蔽战线较量的第一个阶段，便是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内战时期。从1928年至1930年上半年，白区的中共地下党根据周恩来提出的隐蔽发展力量的原则，党员曾发展到19万人，在秘密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情报工作中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可惜随后指导方针发生了“左”的错误，把工作重心放在不切实际的武装暴动方面，结果暴露并损失了绝大多数组织，到1936年白区地下党员的数目降到3000人左右。

  1928年至1931年间，周恩来是中共隐蔽战线的总负责人。他在上海等地的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份作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原则在这时提出，为中共隐蔽战线工作奠立了正确的思路。

  这一时期，中央特科采取了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工作方式，不仅把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拉出来为己服务，同时又派被称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钱壮飞因精明能干还被特务头子徐恩曾任用为机要秘书，用照相机翻拍了徐深藏在内衣兜中的密码本，使国民党的绝密通讯大都能被破译。不过在顾顺章叛变和周恩来赴苏区后，特科受沉重打击，中共中央在上海也不能生存，被迫转移到江西的农村根据地。

  自1931年春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特务改变了斗争策略，实行“自首自新条例”，大力利用叛徒，并加强搜捕力度。此时留在白区的地下党组织仍继续执行盲动路线，至1934年全面遭受破坏。刘少奇在1936年从陕北前往北方局恢复白区工作时，从理论上清算“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提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方针，尽量利用一切合法的斗争方式和合法的组织形式，才使白区地下党的工作得到部分恢复。

  地下党组织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通过总结经验，为地下斗争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当时国共两党虽然在对日作战中形成战略上的合作关系，国民党当局仍不承认中共组织在国统区有合法活动地位。此间，国民党的军统、中统在对日本进行秘密战的同时，将中共地下组织当做第二打击目标。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会部，并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门培养，教育他们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并进行了秘密技术的训练，使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等日占区的秘密工作，主要通过发动群众建立地下组织，帮助新四军的军事斗争。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西南工作委员会负责川、云、贵、湘、鄂的党的地下工作，也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负责粤、桂、赣、闽、浙的地下工作）却因建立秘密的武装据点暴露了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搜捕下大部损失。后来周恩来总结其教训时说，“根本原因是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地下党组织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这成为当时中央确定的一条原则。

  如今一些影视剧为了提高收视率，描写地下工作的镜头频频出现“枪战”和武打，甚至把地下工作者表现为武林高手，这完全违反了隐蔽斗争的原则。当年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除有军警的掩护身份外，都不能拥有手枪一类武器，否则路上遇敌检查便会暴露。即使是在上海影响很大的特科红队，总共也只有4支手枪，成员平时外出也不许携带，只有在执行除奸的特殊任务时才能使用。

  （据《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