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14日，新年伊始，在上海马当路尚贤坊40号，郁达夫穿着妻子孙荃从北京寄来的新皮袍登门拜访老朋友孙百刚，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20岁的王映霞。

  自幼喜欢古典诗词

  王映霞从小受外祖父的熏陶非常喜欢古典诗词。才情加美貌，郁达夫对王映霞一见倾心。

  彼时，王映霞虽然十分仰慕郁达夫的才华，却不愿意把自己宝贵的爱情轻易地许给这个极度追求感情自由的浪漫诗人，更何况郁达夫还是一个有妇之夫，而她亦有婚约在身。于是，王映霞断然拒绝了郁达夫。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郁达夫认准了女人的心是水做的经不起执著，所以，他继续给王映霞写情书，并在信中委婉地写道：“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情愿做家庭的奴隶吗？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对不应该就这样轻轻放弃……”

  与郁达夫结婚

  或许“自由”和“独立”这样的字眼看上去太有诱惑力了吧，在经历了一番战战兢兢、近乎绝望的守候之后，郁达夫的热情终于打动了王映霞的芳心。

  1933年4月25日，郁达夫举家从上海迁回杭州，开始建造自己的住宅，直到第二年竣工。这座房子几乎花尽了他们全部的积蓄，郁达夫给新家起名为“风雨茅庐”，由他自己设计，希望这里能够成为趋避乱世的桃源之所。彼时，作为风雨茅庐的女主人，王映霞凭借自己的美貌和优雅谈吐成为杭州上流社交圈里明星般的人物，所以，郁达夫设想中的“世外桃源”很快就变成了社会名流与政界要员交际往来的场所。

  很快，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情感世界出现了无可弥补的裂痕。从郁达夫的角度来说，安静写作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固守，而推杯换盏的交际场只会让他心躁不安无所适从，逃离才是唯一的选择。搬进风雨茅庐后不久，郁达夫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南下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去了。

  缘分走到尽头

  其间，王映霞通过郁达夫的关系结识了许绍棣，多有来往，引来一些议论。

  1938年7月，郁达夫返回武汉，汪静之前去探望却碰上王映霞与郁达夫因小事正吵得不可开交。当天晚上，王映霞离家出走。王映霞出走之后，郁达夫找不到她，便回到家里喝酒消气。无意之中，郁达夫发现了许绍棣写来的3封信，便误以为是许写给王映霞的情书，立即气急败坏地在王映霞的一件旗袍上写下“下堂妾王映霞改嫁之遗物”几个大字。

  从郁达夫的性格看，他明显带有颓废文人的气质，其处世为人，也颇有歇斯底里的倾向。这一点，在他处理与王映霞的婚姻关系中表露无遗。郁达夫的作品《毁家诗纪》一度万人争诵，主要原因是郁达夫在这些诗作中毫不保留地暴露了自己的“家丑”，包括他对王映霞“红杏出墙”的怀恨之意，而《毁家诗纪》一面世，更加深了王映霞的离意，两人的婚姻此时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也许失去了才知道可贵，王映霞走后，郁达夫非常懊悔，曾在诗中写道：纵无七子为哀死，犹有三春各恋辉。愁听灯前谈笑语，阿娘真个几时归？

  1940年8月，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只身返国。随后，郁达夫和王映霞分别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重庆三地刊出离婚启事，这场富春江上的才子佳人恋终以劳燕分飞而告结束，两人12年的婚姻画上了句号。（据《成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