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严端素们”的辅导点让人想起温州老板林如新在义乌为农民工设的施粥摊。林老板每天花费1200元救助1000人，该善举得到社会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遗憾的是，由于现行政策约束，施粥善举一度在坚持65天后被迫停止。理由当然是很铿锵的，譬如聚众施粥是一种有组织的群体行为，其正当性要接受民政部门关于社会团体管理的条条框框约束等。

  规矩在善心面前显得尤其刚性，制度板起“程序正义”的面孔，在慨叹完中国民间慈善不给力之后，迅即对善行善举吹毛求疵，表示毫无融通的余地。对此，你还能说什么呢？只有无语。公共服务不是从公共利益最大化出发，而是遵循教条主义的传统，对私力救济或民间慈善“执法必严”，除了扼杀萌芽中的公民意识，更将公共治理中的官僚色彩发挥得淋漓尽致。

  规矩也好，制度也罢，目的是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不知道地方职能部门在开罚单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地方上的农民工子女教育，究竟是谁的责任？可惜“严端素们”不是南科大，离开公权力的支撑，在雷打不动的制度面前，个体的壮举，也许终究只是一场失败的路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