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岸，萧伯纳等人雇了一辆车，先到外白渡桥旁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同来沪访问的各游历团团员相见，稍事寒暄后，又到亚尔陪路（今陕西南路）造访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然后共赴宋庆龄在莫利哀路的寓所。

  中午12时，宋庆龄自设家宴，为萧伯纳洗尘，陪席者有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和著名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等。鲁迅接到蔡元培的电话赶到宋宅时，午宴已进行到一半。幽默的萧伯纳见到鲁迅，称他是“中国的高尔基，而且比高尔基还漂亮”，鲁迅则诙谐地回答：“我更老时，还会更漂亮。”席上，萧翁一面像天真的孩子学习用筷子，一面随意地闲扯素食、中国家庭制度、战争、英国大学教授的戏剧、中国茶等。大师就是大师， 稀松平常之事一经他的口就变得很有意思。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中生动地记述了萧伯纳“逐渐巧妙”地学会了使用筷子的情景。

  餐后，一行人陪着萧伯纳在院子里散步。那几天，连日阴霾，昏沉沉的，可萧伯纳一来，似乎老天也给面子，现出太阳来。淡淡的阳光射在大师花白的虬须上，碧绿的眼睛里满是笑意。“萧先生真是好福气，”有人说，“在多云喜雨的上海见到了太阳！”“不，”萧伯纳机智地反驳，“应该说这是太阳福气好，能够在上海见到萧伯纳！”大师的诙谐感染了其他人，众人大笑。一时间，大师的幽默仿佛成了讨论的话题，充满当时上海的各大报刊。当然，在上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中国，忧心的国人免不了向大师讨教一下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萧伯纳说，中国要谋民族的出路，应把自己“田乡间少许可寻的文化”发扬光大，而不应搬取已经失去效用、遗害大众的西欧文化。

  然后，众人在园中一起合影，留下3张珍贵的照片。那张7人合影的照片后来广为流传。上世纪60年代时，由于林语堂是资产阶级学者，伊罗生被认为是“托派”，他们的形象不翼而飞，照片上剩余的5个人也被移了位。“文革”结束后，他们又被挪了回来，这张珍贵的照片也恢复了它的真貌，它见证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