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10日晚上，首都警察厅上至厅长下至警员终于松了口气，这口气已经憋了半个月了，真不好受。1946年12月25日，美国特使马歇尔的总翻译官宋约翰开着车带着马歇尔等人去南京黄浦路励志社听音乐过圣诞节，谁料出来后车就不见了。这可不是一般的偷盗事件，而是“事关国体”。首都警察厅立即投入刑侦中，终于在来年的1月10日，找回丢失的车子。那么，这其中的细节如何？马歇尔对此事有何态度呢？

  圣诞节夜，美国总统特使座驾遭窃

  根据1945年12月21日《中央日报》报道，12月20日，65岁的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出现在上海江湾机场，他来中国的目的是“调解国共军事冲突”。第二天，马歇尔就出现在南京与蒋介石会晤。12月22日，马歇尔来到重庆。为了迎接马歇尔，12月25日，尚未还都的国民政府在重庆举行了官方的庆祝圣诞节活动。1946年的12月25日，这个活动再次举行。马歇尔一行坐着牌照为USA20593633号的专用吉普车，从南京宁海路公寓出发到达了黄埔路上的励志社。

  这辆挂着美国车牌的车子当时停在了励志社的门口。晚9点时，车突然不见了。

  美国总统特使的座驾竟然在励志社岗哨的眼皮子底下失踪，这可不是小事，首都警察厅很快派出刑事警官兼北区警察局刑事科副科长陈可友负责此案。

  寻迹追踪，刑侦警察无奈止步部队门口

  陈可友办案经验十分丰富，此次他深知责任重大，因此不放过任何可疑之处。待围观的人群散去，陈可友拿着手电筒在吉普车的停放处仔细地观察起来。突然，他发现地面隐约现出几处泥灰，与周围的不同。趴下来细细一看，原来浸染了油渍，被围观者脚踩之后，吸附了灰尘，颜色略深。警员们立即打开所有手电筒，沿着星星点点的油渍追踪，一直到太平路34号附近，油渍突然消失了。警员们立即散开，四处寻找，竟然在陆军总司令部门口发现了同样的数点油渍，看来丢失的车在此停留过。陈可友立即询问司令部门口的值岗卫士，被告知，就在半小时前，有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曾停在这里，司机下车后同司令部汽车队的吴鹤鸣见了面，交谈了一会儿后就驾车离开此地。

  难道偷车贼和部队的军人有关？看来事情比较复杂。陈可友一时拿不定主意，决定向上级报告后再说。

  胆大包天，窃贼竟托付军队友人卖赃车

  陈可友向警厅韩文焕厅长及副总队长曾狄汇报了调查情况。韩文焕思索了一会儿，写下了“事关国体，特令克期破案”的手令，并亲自打电话协调。最终被同意可以调查。陈可友派出数名警员，白天黑夜地蹲守在陆军总司令部门口。

  大概吴鹤鸣也心虚，竟然连新年都窝在部队里。1947年的1月7日中午，吴鹤鸣终于出“洞”了。下午3时，陈可友带着警员在西方庵23号堵住了吴鹤鸣。没费周折，吴鹤鸣就全盘交代：偷车人是车队驾驶员骆芳荣的朋友，叫刘智远。案发当日，刘智远曾到部队找骆芳荣。当时骆芳荣不在，自己就出面接待了他。刘智远等骆芳荣回来后，说了他的目的，就是托骆帮忙卖掉一辆吉普车。据刘智远解释，这辆吉普是一个翻译官托付代卖的，而这名翻译官则接受了一位离华美军朋友的馈赠。骆芳荣和吴鹤鸣商量了一下，觉得应该有赚头，但他们都是小兵，人脉还不够广，于是，二人就找到了车队的班长张明德，说了此事。张明德立即物色到了一个急于购车的某处长，双方讨价还价，以三百万元法币的价格谈妥。但该处长为人谨慎，要求看汽车的保单。刘智远假装带他前去，到了太平路一带，找了一个借口，就一去不复返了。自此，吴鹤鸣在遇到刘智远一次后与他再无联系。当时，刘智远说他住在华中旅馆，每晚都会到夫子庙附近的凤凰餐厅欣赏音乐。

  陈可友等人听完吴的交代后，将其扣留。第二天一早，陈可友捕获了外出的张明德，9日早晨，又抓获了骆芳荣。两人的供词和吴鹤鸣一致，剩下的关键一步，就是抓捕刘智远，追回马歇尔的座驾了。

  物是人非，座驾寻回特使却已回国

  1947年1月10日晚，穿着便装的警察带着吴鹤鸣出现在凤凰餐厅。晚8时，刘智远果然出现在餐厅门口。他朝餐厅里四处张望了一下，突然愣了一下：吴鹤鸣竟然在这里。刘智远立即意识到出了问题。他掉头就走，迅速上了一辆奶黄色的吉普车，向中华门方向逃逸。陈可友等人立即驾驶一辆吉普车追赶，但两车距离越来越远，陈可友见无法追上，就掏出手枪，朝前面的汽车开了一枪。刘智远心里一慌，车右轮陷入了路旁的烂泥里。陈可友的车追到还有50米的时候，他的车才脱离此处。陈可友见状，又开了一枪，子弹穿过右车窗防风玻璃左下角，刘智远顺势滚下车，爬山逃脱。陈可友等人立即来到刘智远开的吉普车前，细细一看，这车明显被动过手脚。原来是草绿色，被漆成奶黄色，布篷也被除去。

  陈可友松了口气，将这辆美国特使座驾开回警局。第二天，马歇尔的总翻译官宋约翰将车取回。只是，此时已物是人非。马歇尔丢失座驾时，其身份是美国总统特使，而座驾追回时，他已卸任并受美国总统杜鲁门特召回国。

  （据《现代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