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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的失败、政治上的失意,万般痛苦一下子压在年仅33岁的张学良头上,痛苦可谓到了极限。无以解忧的他更加频繁地使用毒品来麻醉身心,甚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热河兵败后,张学良被迫下野,蒋介石安排他去欧洲考察军事。出国前,张学良为了不给外国人留下“东亚病夫”的印象,下定决心戒毒……
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在夫人于凤至和赵一荻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做短暂停留,等待宋子文为其办理出国手续。此时的张学良是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时刻:家恨国仇未报,“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未摘,20多万名东北军客居他乡。军事上的失败、政治上的失意,无以解忧的他更加频繁地使用毒品来麻醉身心,甚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张学良此时毒瘾究竟深到什么程度,他的部下王卓然曾有过回忆:“他每日要打400多针药才能过瘾。你知道这400多针药有多大力量吗?据医生说,这种药针若是给无病的人打上,每人一次打上10针,便可以致死或致重病……”
张学良是如何染上如此深的毒瘾呢?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奉双方相持不下,作为总负责的司令官,张学良精神无比紧张,开始吸食鸦片。此时,他初度涉足,浅尝辄止,未曾上瘾,但吸食时飘飘欲仙的解脱之感,已让他欲罢不能。
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遇害,此事对张学良几乎是灭顶之灾,打击之大,难以言表。为了解脱忧思与苦恼,张学良借毒消愁,再次与鸦片结缘。郭松龄生活艰苦朴素,在人欲横流的旧时代,他能严格约束自己,也严格要求张学良。此前他常常规劝张学良勿染旧军阀、官僚之恶习,不要打麻将和抽大烟,要读新书刊。对于郭松龄的铮铮直言,张学良都是很乐意接受的,郭松龄的失败被杀,使他失掉了一位良师益友,从此再也没有人能管束他了。由于张学良的性格恣放,时常无法克制自己,因此,吸食鸦片渐至成瘾。
郭松龄事件后,张学良接受了教训,不再设副手,军政大事一切均由自己决定,每当疲劳困顿袭来时,他就靠吸食鸦片提神,长此以往,又养成了依赖毒品驱除疲劳的恶习,天长日久,竟成痼疾。
张学良回忆说:“我吸上鸦片,是在郑州战事之时。在那个时候,我已厌倦内战,心中十分烦闷,战事又不甚得手。在某次将领们进见,向我请求撤退……我把他们说服退去之后,心中十分痛苦,不能饮食,但仍须支撑这个困苦局面,就这样吸上了鸦片。”
当时,吸食鸦片是上层社会的一种时髦,很多达官显贵都有此嗜好。张学良的父母、妻子于凤至、好友韩麟春等都好这口,家中更是烟榻横陈,迎亲待客,不是奉茶让坐,而是上床先抽上几口鸦片烟。在这种环境中,张学良有此嗜好也就不足为怪。
军事政治失败
导致借毒浇愁
如果张学良仅限于偶尔抽上两口倒还好说,但事情的发展远非他所能掌控。1928年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遇难后,张学良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痛恨不已,悲愤交加时,更是常以毒品麻醉身心,无法自拔。其实,他岂会不知鸦片有害之理,他自己也承认吸大烟是一种很不光彩的行为。所以1928年夏天,张学良决意戒除毒瘾。但他病急乱投医,听杨宇霆说有一种日本进口的注射药名叫巴文耐鲁,对戒除鸦片有特效,便叫私人医生马扬武为其注射。岂料这种日本进口的药物虽去瘾止痛,但里面含有海洛因,注射日久,有习惯性,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张学良虽然放下了烟枪,却再也离不开吗啡针。且针瘾愈演愈烈,一天之内需要注射多次,即使在接见宾客,举行宴会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也必须离席入内注射,愈发搞得身体孱弱不堪不说,还伤神误事,常常引人误解。几次政府要员来北平,张学良理应前往车站迎接,由于毒瘾发作,不能亲往。而他与汪精卫交恶,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两人会谈时,他每隔20分钟就要离座注射,使不知内情的汪精卫认为张学良对自己不够尊重,嫌隙顿生。
1931年春,张学良因病入住北平协和医院,告痊后,重又吸大烟,形神日非,不能自拔。“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热河失陷,举国上下对张学良进行谴责,张学良的烦恼、焦躁、忧愁、痛苦无法摆脱,于是,他更加变本加厉地吸食毒品、注射吗啡麻醉自己,以摆脱难言之苦衷。刚刚三十岁出头,昔日英俊飘逸、神采飞扬、意气风发的少帅变得面黄肌瘦、弱不禁风、老态龙钟,如同60多岁的农村老头。
1933年3月,在背负“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下,他被迫引咎辞职,悄然南下,住在上海法租界高乃依路1号。因常年吸毒成性,毒瘾相当难熬,他的胳膊、大腿上打针的瘀痕累累,肌肉变硬,有些地方甚至连钢针也扎不进去。外籍顾问端纳初见他时,觉得“这个人已病入膏肓,对他自己和国家来说,都毫无价值了”。黄绍竑在北平会晤张学良时,见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大家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
戒掉鸦片却离不开吗啡针
于相信医生的话,反而染上了更为厉害的吗啡瘾,真是不堪回首啊!这件事,使张学良对医生有了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总不能因噎废食,不听医生的建议,就自作主张,一意孤行吧,于凤至张张嘴,还想再劝劝丈夫,她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端纳,端纳朝她点点头。
端纳走到张学良面前,心平气和地对他说:“汉卿,医生里是有坏人,但我深信毕竟好人还是多数。你的身体太虚弱,强行戒毒能否挺得住,只有让医生检查了才能决定。为了东北的父老乡亲,为了你的抱负能得以施展,你就听夫人的话,看了医生再决定吧。”
端纳的话句句在理,张学良终于同意请医生来决定是否可以立即戒毒。
为戒毒瘾
手脚捆在椅子上
端纳觉得有必要劝张学良戒毒。端纳的话向来很有分量,他与张学良平时谈话都用英语,但此时劝说少帅戒毒,却用汉语。他劝张学良趁此下野出国的机会,戒除吸毒的嗜好,洗心革面,休养身体,恢复健康,重振体魄和精神,发愤图强,做一名真正的大丈夫!端纳的汉语尽管说得不太流利,但“大丈夫”这3个字说得既真切又响亮。看到张学良备受毒瘾的折磨,其挚友宋子文也产生了劝其戒毒的想法。其实,此前有很多人都劝过张学良,但六七年的毒瘾,岂是一朝一夕可以戒除的。张学良与宋子文交往时间虽不算长,但宋子文很了解他,知道他把国家的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于是,趁张学良出国的机会,宋子文把戒毒与国格、人格联系到了一起,劝解张学良说:“汉卿,出国之前,我劝你一定要戒除毒瘾,这不仅是为了你本人的健康,而且也关系到国家的体面观瞻!你不要忘了,日本人叫我们是‘东亚病夫’啊!”
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宋子文的话深深触动了张学良。自己虽然被迫下野出洋,但作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在外国人眼里,仍是整个国家的代表,如果真的给人一副“东亚病夫”的病容,势必影响到国家形象。西方人甚至会说,怪不得“不抵抗将军”不抵抗呢,原来是无力抵抗啊!想到这里,张学良幡然醒悟,如果不戒毒,就什么事也干不了,雪家恨、报国仇就只是一句空话,于是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毒瘾戒除。
可以说,宋子文在劝说张学良戒毒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如果不是张学良自己下定决心,恐怕谁说都没用。对此,张学良回忆说:“有人说,是宋子文逼着我戒毒的,其实如果不是我自己下决心,纵使10个宋子文也没法逼着我戒。”
决心已下,张学良把家人都召集到屋里,郑重地说:“我已决定,无论如何要戒除毒瘾。”并当着他们的面,把实弹手枪放在枕头底下,警告他们说:“你们记住,从我戒治之日起,无论任何人,看见我怎样的难过,也不许理我,如果有人拿毒品给我的话,我马上拿这支手枪打死他!”
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等人听了张学良的话,都瞪大了眼睛。戒毒,这是她们对少帅的共同企盼,可是,她们没有想到少帅现在就开始戒毒。眼下张学良瘦弱不堪,戒毒受的罪能挺得住吗?大家看着张学良铁青的脸,一副破釜沉舟的样子,都不知说什么才好。
屋里的气氛令人窒息,于凤至忍不住开口,她尽量用轻松的口吻温和地说:“汉卿,我们很高兴你能下戒毒的决心,只是我很担心,你的身体能不能经受得住?我看,是不是先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再……”看到张学良渐变的脸色,于凤至小心翼翼地停住了,没有再说下去。“医生?哼!”张学良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怒气冲冲地冲着于凤至吼起来,“我算是领教过了,我不相信他们!我的命运我自己主宰!你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看着突然暴怒的丈夫,于凤至并没有动气,她理解丈夫,上次戒大烟,就是因为过
宋子文一语唤醒梦中人
张学良
为了让张学良彻底戒除毒瘾,宋子文专门给他请来上海疗养院主治医生米勒博士。米勒与张学良早就相识,张学良回忆说:“早先,米勒到奉天为他的医院募捐,我捐了10万元钱给他。以后他又在汉口搞了一个疗养院,我又捐了10万元钱。这样,我跟米勒也算是相当好的朋友了。”
看到曾经屡次帮助过自己的张学良饱受毒品侵害,米勒下决心一定要帮助他戒除毒瘾。为保证戒毒顺利进行,他与张学良约法三章:张学良及其家属在戒毒期间一切听从米勒的安排;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三人同时戒毒;张学良的随从在他戒毒期间改听米勒的指挥。
对这三条,张学良慨然应允,并亲手写下“陋习好改志为鉴,顽症难治心作医”的条幅,以表示决心。
戒除毒瘾是多么艰难,不吸毒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张学良回忆说:“戒大烟时难受得很,那肉就好像烫了以后没有皮肤一样,那可真痛啊!”为了防止张学良忍受不了痛苦而抓伤身体,米勒医生把他的手、脚都捆在椅子上。他犯毒瘾时,吼叫、翻滚、晕过去,在痛苦中挣扎,谁也不敢解救他。“米勒是德国籍的美国医生,胆子真大,我的部下看到我痛苦的样子,要揍他。他们对米勒说:‘你要是把他治死,你的命也没有了,你明白吗!’”
经过了近半个月死去活来、脱胎换骨的折磨,张学良终于戒除了有六七年之久的毒瘾,迎来了他人生的新起点。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他特意送了5万块大洋给米勒博士。
(据《半岛晨报》)
张学良、于凤至夫妇与长女张闾瑛在英国期间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