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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罗庚1985年谢世，但直到今天，他在科学界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的专著《堆垒素数论》发表40余年，理论水平仍居世界领先地位；他大力推行的统筹法、优选法能够优化决策，已成为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方法论；闻名遐迩的“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迄今已成功举办15届，有将近4000万中小学生参加过这项比赛，“像华罗庚一样学好数学”的观念，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小学生……去年初冬的一个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崇文门附近的一幢家属楼，敲开了华罗庚的长子、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主席华俊东先生的家门，听他讲述了华罗庚辉煌而又曲折的一生。

  1936年，华罗庚由清华大学推荐，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两年中，他攻克了许多数学难题，所写的一篇关于德国著名数学家高斯的论文为他在世界上赢得了声誉。抗战爆发后，他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与已经撤退到昆明的妻子儿女会合。在这里，南迁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华罗庚被聘请为教授。

  “在昆明的日子很苦。有时候，我们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变卖家里的东西，勉强维持生活。父亲烟瘾很大，为了省钱，他把烟也戒了，发誓说要等抗战胜利后再抽。后来，小弟出生，父亲为他取名为‘华光’，一盼中华重光，二来是说钱都花光了。即便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父亲也没有间断过研究。我常常半夜醒来，看到他还在小油灯前埋头读书。他跟我们说过，‘我想到一个问题，马上就要写下来，如果不写，忘记了，那就太可惜了。’”

  为躲避日军的频繁轰炸，华罗庚一家搬到离西南联大5里地的黄土坡村住下，附近山沟的防空洞成了他的工作间。“有一天，敌机来了。一个炸弹落下来，父亲的防空洞被炸塌，他被活埋了。幸亏当时有两个学生正在附近，马上过来挖土，让父亲的头部露出来维持呼吸。待敌机飞走了，人们才把他拉了出来。他长衫的下半截全都没了，还吐了一口血。”消息传到诗人闻一多耳中，“他急人之难，将他们一家8口的房子分出一部分来给我们，在正屋的中央拉一道帘子，两家住在一个屋檐下。后来，闻先生看到我家老的老、小的小，父亲又有腿疾，搬家太难，就自己找房搬走，把家让给了我们。”

  差点被日军

  炸弹炸死

  华罗庚与妻子吴筱元是包办婚姻，婚后共育有6个孩子，3男3女。“这么多年下来，母亲非常不易，没有她的全力支撑，就没有父亲今天的成就，更不会有我们这个家。”

  “父亲当年患伤寒时，一年里，母亲整日侍奉在床前，端屎端尿、端水端药自然不在话下。”华俊东介绍说：“父亲后来生了褥疮，身上局部组织溃烂坏死，在医疗条件不好的地方，这种病往往致命。多亏母亲悉心照料，父亲才转危为安。”华罗庚也十分疼爱妻子。在大西南时，华罗庚有一次看到有孕在身的妻子太疲惫了，很是心疼，便自告奋勇地说：“我去熬点粥吧！”随即，他舀好米，一瘸一拐地去河边淘米，下锅煮粥。可出乎大数学家意料，米加热后会严重膨胀，本想煮一锅粥，结果煮成了足够全家吃好几顿的干饭。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夫妇依然相濡以沫。据华罗庚小女儿华密回忆，她许多年后在整理父母遗物时，发现了二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书信。当时，华罗庚组建了一支小分队，到全国各地推广统筹法、优选法。他走到哪里，妻子的关心就跟到哪里。在一封写于1974年11月1日的信中，华罗庚对妻子说：“今天12时多安抵洛阳，在车上发现包中有糖，还是一盒鹿茸糖，你的关心，感动了我。”学生裴定一回北京，华罗庚请他带回对妻子的问候。在1977年3月12日的信中他写道：“现趁裴定一同志来送重要公文之便带上丝棉被絮一条及山萸肉一包，都是买来的。特别是山萸肉，可能学名是山茱萸肉，对你的健康合适，可以泡水、常喝。”

  “文革”中，华罗庚一度受到冲击。“但母亲始终坚定地站在父亲身边。可以说，父亲经历的每一段困难时光，母亲都是他最坚强有力的支柱。母亲也是我们这个家的英雄。”

  令人遗憾的是，华罗庚与妻子的爱情结局并不完满。吴筱元在那个年代中受到了很大的精神刺激，缺乏安全感，不愿意让华罗庚离开自己。粉碎“四人帮”后，华罗庚当上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父亲是闲不住的人啊！他要去各地讲学，于是，他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华俊东告诉记者，那时的华罗庚已经患上了心肌梗塞，情绪的剧烈起伏可能致命。“后来在儿女协调下，他们分开居住了。父亲从原来北太平庄的住所搬到了这里（崇文门现在的住处），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5年。”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应邀到日本东京大学作报告。45分钟的报告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被延长到一个多小时。当他结束讲话时，突然心脏病发作倒在讲台上。“他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那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03年，母亲也过世了。虽然最后的几年未能团聚，但父母一生互相扶持的感情仍然可歌可泣。”华俊东说。（据《半岛晨报》）

  1941年，华罗庚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初稿，这部研究整数性质的巨著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前人的理论，被称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由于当时国内还不具备出版的条件，这部著作在苏德战争前被送到了苏联，战后首先在苏联出版，并引发强烈反响。1946年9月，华罗庚应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去美国讲学，“1948年，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弟弟去美国照顾父亲的生活。也就是那一年，他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1949年，我们从报纸上得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父亲当时就决定回国。我也非常激动，以‘华夏’的笔名在当时的《华侨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父亲的决定，并表达了回国的意愿。”华俊东笑着说。

  回国后，华罗庚着手创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他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和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而且，他还开始筹建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研究所，并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父亲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不但继续自己的数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还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

  不仅如此，华罗庚还成为中国中学生数学竞赛的首创者。从1956年到1978年，他亲自担任竞赛委员会主任，培养中学生对数学的兴趣。“直到今天，‘华赛’依旧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青少年数学竞赛。”

  重病床前有贤妻

  新中国成立后毅然回国

  算不清账的父母养了一位数学天才

  1910年11月12日，江苏省金坛县的华瑞栋喜得贵子。40多岁才有了这个儿子，夫妻俩喜不自胜。为孩子取名华罗庚。

  华家并不富裕，在当地开了家小店，华罗庚就在店里帮忙。他酷爱读书，从小就对算术感兴趣。“有时他一边看店，一边演算数学，入迷的时候，居然忘了做买卖，惹得爷爷一通恼火。”华瑞栋老两口没有文化，每次遇到店里盘点，两人就要去“拜菩萨”，求菩萨保佑不要算错账。“有一年，上小学的父亲正在看书，见爷爷账又算不清了，想去拜菩萨，就对他说：‘别去拜了，我来算吧！’没多久，父亲就把复杂的账算清了。”

  “上了初中，父亲遇到王维克、韩大寿、李月波等恩师。曾经留学法国的王维克发现父亲算术不错，又喜欢看书，就有选择地借书给他看，每次一本，限期归还。父亲总是提前归还。还书的时候，王维克问父亲书中的问题，他也总能对答如流。”1925年，15岁的华罗庚初中毕业，家里勉强凑齐了学费，送他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读商科。“可是没过多久，家里就筹不出学费了，父亲只好辍学回家。”

  初中毕业却当上了大学助教

  “1927年秋，父亲和母亲吴筱元结婚，第二年生下我大姐，1931年，生下了我。”华俊东告诉记者，父亲婚后在金坛中学当了一名会计，后来又当兼职教员。“那时候生活相对稳定，学校的工资还算够用，又有母亲悉心照顾，父亲腾出了更多的精力钻研数学。他经常向杂志社投稿，但总给退回来。”

  不过，华罗庚的勤奋终于有了回报。 1929年上海出版的《科学》第14卷第4期，第一次刊登了他的文章。没过多久，第15卷第2期又刊登了他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清华大学算学系（即数学系）教授熊庆来看到了此文。著名小说家梁羽生在1981年为华罗庚所作的传记中，曾描述过这一段：“熊庆来坐在他的办公室，打开《科学》杂志，随手翻阅这篇文章，越看脸上神色越凝重。看完后他抬起头，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没人能够回答。再问：‘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同事们仍是面面相觑。”

  于是，熊庆来开始四处寻找华罗庚。“可那段日子，父亲得了伤寒病，卧床整整一年才脱离危险。1931年，熊庆来终于找到了华罗庚，并在清华大学热情地接待了他。那时的华罗庚身体瘦弱，面黄肌瘦。尽管如此，他却在交谈中对熊庆来的问题对答如流。跟校方商量后，熊庆来破格聘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担任算学系办公室助理员，允许他旁听大学课程，算学系的图书馆也归他管。“这其实是变相给了父亲接受教育、进行自学的机会。父亲以他的勤奋刻苦，很快接触、学习了世界各国的数学理论。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3篇论文后，他被破格任用为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