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1927年10月，南昌起义部队占领汕头后，无力防守又不得不放弃了。没想到，周恩来这时身患重病，情况危险极了。潮汕地区党组织负责人杨石魂同广东省委在香港的同志取得了联系，让女共产党员范桂霞扮成周恩来的夫人，掩护周恩来留港养病。

  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

  范桂霞，1905年生于广东省佛冈县烟岭楼下村的一户医生家庭，是中山大学附属师范的学生，曾当过纺织女工，是广州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1927年广州“四一五”政变后，由于叛徒的出卖，军警在夜里包围了范家，先抓住了楼下的二妹范桂笺。范桂霞从楼顶阳台爬了出去，躲到邻居家楼顶烟囱的后边，由于天黑，军警们没发现她。范桂霞当医生的父亲范信一被军警打昏在地。直到凌晨3时多，军警们还找不到范桂霞，这才押着范桂笺扬长而去。

  范桂霞见军警们走了，才悄悄从楼顶爬下来，尚未咽气的父亲对她说：“霞姑，你快跑！”不一会儿，父亲就含恨离世。范桂霞眼含热泪，她不敢在家料理父亲的丧事，躲到与她相识的一名女工家。在这位女工的帮助下，范桂霞买了一张船票跑到澳门，从澳门再辗转到香港，并在那里找到了党组织。

  经过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处秘书长的沈宝同的批准，范桂霞留在省委秘书处工作，负责抄写文件与交通联络工作，她曾联络过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瞿秋白、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共高层领导人，而且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受命护理身患重病的周恩来

  有一天，沈宝同向范桂霞交代了一项重要任务，他说：“中央有一位首长要在香港看病，党组织决定由你单独担任护理工作，对外伪装成李少奶奶，做他的假妻子。”范桂霞二话不说答应下来。她随广东省委总务处的一位同志来到油麻地广东道预先租好的住处。

  一天黄昏，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范桂霞开门一看，汕头地委书记杨石魂从车上下来，只见他转身轻轻从车上背下一位重病号。范桂霞看到那个病号脸色焦黄，面容消瘦，正在发高烧，昏迷不醒。杨石魂把病人背到屋里并轻轻放到床上，随车一起来的医生吩咐范桂霞每小时给病人探热一次并登记好。范桂霞从小受父亲的言传身教，懂得一些医疗护理知识。当范桂霞走到病床前仔细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不是大家敬仰的周恩来吗？一连三天三夜，范桂霞遵医生所嘱，每隔一小时就用手触摸周恩来的额头，并记录下自己的感觉：烫、热还是正常。在那三天三夜里，范桂霞顾不上吃饭和睡觉，一直守护在周恩来的病床边。终于，周恩来慢慢地醒了过来。

  当范桂霞见到周恩来睁开双眼时，高兴得流下了眼泪。周恩来苏醒过来，立即警觉地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香港的油麻地。”范桂霞轻声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是谁派你来的？”

  “我叫范桂霞，是广东省委秘书处秘书长沈宝同派来的，还有杨石魂也在这里。”

  “噢，沈宝同，我知道。”周恩来这才知道自己已经平安脱险，不再追问。这时，在隔壁的杨石魂闻声跑过来，兴奋得一下扑到床边，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大声呼唤：“大哥，你醒来了！”周恩来见到杨石魂，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杨石魂又拉住范桂霞的手，高兴得手舞足蹈。

  见到周恩来醒来，范桂霞疲劳全无，她赶紧到厨房给周恩来炖鸡汤。当周恩来看到碗里的鸡肉时，皱起了眉头，说：“反动派的大屠杀给我们党造成重大损失，组织上经费非常困难，你们却给我炖鸡吃，我怎么吃得下！”范桂霞理直气壮地安慰他说：“你是重病号，党组织决定要你补充营养，尽快恢复健康。我们党需要你，革命的许多大事等着你去做。我是党组织派来的特别护士，在这里，你就得听我的安排。”

  周恩来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姑娘，竟能说出这么入情入理、让他无法反驳的话，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好，好。这次我服从你，可以后不能再炖鸡了，要注意节约每一分钱才好啊！”

  过了一个星期，在范桂霞的精心护理照料下，周恩来的身体恢复得很快，能下床走动了。他大病初愈，组织上不准他外出工作，只能每天在室内活动，阅读由范桂霞给他带回来的报纸、文件。

  一天，周恩来问范桂霞：“你认识邓颖超吗？”

  “我当然认识邓姐姐啊。我在广东区委妇委会工作时就认识她了。”范桂霞回答。

  “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久病初愈，周恩来显然十分想念妻子。

  “在上海吧，许多人都这样说。”范桂霞很理解周恩来此时的心情，就安慰他，“你不用担心她，好好养病。”

  “你的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周恩来转而问及范桂霞的家庭情况。于是，范桂霞就把自己父亲被害、妹妹被捕等情况如实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干革命是要有牺牲的，我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来，坚决和敌人斗争到底，才有革命胜利的一天。”

  范桂霞一边听一边点头，她还告诉周恩来：“组织上让我来做护工，在家时称您周主任，出门后称您李先生，我自己则是‘李太太’。”周恩来说，一个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一定要懂得怎样生活，怎样斗争，如何对付敌人和对待朋友。最后，周恩来还问范桂霞有没有中意的男朋友。范桂霞坦诚地告诉周恩来，她的男朋友叫潘耀芳，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四一五”政变后，这对恋人失去了联系。

  周恩来安慰她：“只要他爱你，他以后就一定会回来找你，如果他不来找你，你也不必再爱他了。”

  周恩来分析得很对。1928年年初，潘耀芳终于潜回广州，一直找到在香港的广东省委，终于和范桂霞相会了。

  范桂霞在护理周恩来的日子里，周恩来还教她学抽烟、跳舞、喝酒和打麻将，因为这些都是做一个富商的太太必须会的，否则就无法成功扮演一个“阔少奶奶”。同时，周恩来还严肃地对范桂霞指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决不应该沾染这些不好的习惯和嗜好的，但是，革命斗争的形势迫使我们转入地下，我们就必须多长个心眼，让自己的言行符合自己的‘身份’。这是新形势下的斗争手段，而不是为了消遣和享受。只有什么都懂、都会了，遇到意外情况时，我们才能从容应对、镇定自若而不出差错。”

  假扮周恩来的太太

  大约又过了10多天，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会议地点在香港岛半山的坚道，离周恩来住的广东道比较远，路也不太好走。范桂霞和杨石魂商量要给周恩来雇一辆车，但周恩来怕破费，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步行去参加会议。考虑到他大病初愈，而且一个“富商”也不应该独自外出，就让范桂霞陪他一起去。

  那是范桂霞第一次以“李太太”的身份与“李先生”一起外出。只见“李先生”穿上绸马褂，戴上一只金光闪闪的手表，俨然一位富商大户；范桂霞穿上时髦的连衣裙，足蹬高跟鞋，涂脂抹粉，香气四溢，是一位活脱脱的富家“少奶奶”。他俩乘渡船过海，范桂霞一直搀扶着周恩来。下船后，两人沿着斜坡向坚道走。

  周恩来身体还很虚弱，走上坡路十分吃力。一段路走下来后就大口喘气，几乎支持不住，但他还是坚持一步一步向上攀登。范桂霞先是挽着周恩来的胳膊，后来见他豆粒大的汗珠从脸上往下滚，就劝他说：“先生，我们叫辆车吧？”周恩来摇摇头，回答说：“不要紧，我还能坚持。”又走了一段路之后，范桂霞几乎可以听到周恩来砰砰的心跳声。直到实在走不动了，周恩来才对范桂霞说：“太太，我们歇会儿再走吧。”因为他们穿着华贵，不能随意坐到地上小憩，周恩来就扶着范桂霞的肩膀，站在路边休息。一会儿见到有人来了，他又坚持着走，终于走到了会场。就这样，一连多天，这对“夫妻”都是走着去开会。

  又过了一个多月，周恩来已基本恢复健康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马上去上海参加党中央的扩大会议。范桂霞和杨石魂依依不舍地将他送到码头上船。临别时，周恩来伸出温暖有力的大手，握着范桂霞和杨石魂的手，连声说：“这些天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了。”并叮嘱他们，“你们要坚持斗争，胜利一定会到来！”

  轮船在长长的汽笛声中徐徐地离开了码头，周恩来精神饱满地踏上了新的征程。范桂霞、杨石魂站在码头上，目送着周恩来乘坐的轮船渐渐远去。

  周恩来到上海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邓颖超。他告诉邓颖超，在汕头时，他身边没有了部队，自己偏又患上了恶性疟疾，幸亏范桂霞、杨石魂护理、照料了一个多月，自己才得以康复。周恩来还问邓颖超记不记得当年在广东区委妇委会工作过的范桂霞，邓颖超说：“当然记得。这回多亏了她照顾你，将来若能见到她，我一定要好好谢谢她。”

  周恩来夫妇面谢范桂霞

  直到26年后的1953年，范桂霞才再次见到周恩来。这年8月，她去北京看望儿子和儿媳妇。周恩来得知后，以夫人邓颖超的名义约范桂霞于8月22日下午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家里做客。见面后，周恩来、邓颖超同她亲切握手，留她吃晚饭。这顿晚饭很朴素，只有一碗烧豆腐、一盘北京烤鸭、一碟青菜炒肉片和一钵鸡汤。周恩来一再为范桂霞夹菜，还劝她多吃点北京烤鸭，邓颖超还用广州方言与她交谈，餐桌上其乐融融。当周恩来问起范桂霞1927年在香港分别后的情况时，范桂霞告诉周恩来，1928年2月经组织批准，她与潘耀芳结婚。婚后，潘耀芳在广东的广宁、怀集、四会等县以及江西一带组织农军，她仍做妇运、工运等工作。后来，斗争越来越残酷，党组织一再遭到敌人破坏，组织关系只好被迫转为地下单线联系。到1930年以后，她的单线联系人不知是牺牲了还是其他原因，再也没有消息了。于是，夫妇俩的组织关系都中断了。到1931年，她在自己认为可能的范围内找遍了人也无结果，只好回到云浮县潘耀芳的老家教书，就这样一直教到现在。

  周恩来告诉她，那时南方的党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革命的种子也几乎绝了，找不到组织并不奇怪。

  这次在周恩来家的会面，从17时一直持续到20时。周恩来一再鼓励范桂霞，要热爱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教育下一代的工作很重要，因为希望在青年人身上。

  临别时，周恩来还派人为范桂霞买了一张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又用自己的专车将她送至火车站，还欢迎她有空儿再来北京，再到他家做客。

  “文化大革命”中，范桂霞被诬为“叛党分子”，遭到批斗、抄家，受到种种非人折磨。她写了许多申诉材料，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直到1973年，她在许多好心朋友的鼓励劝说下，前往北京去找周恩来。当时，周恩来不仅日理万机，而且重病缠身。范桂霞到了北京，听说了周恩来的情况，就不忍心去打扰他，可又不甘心自己作为“阶级敌人”活下去。思量再三，她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贴上了一张4分钱的邮票，投进邮筒，信中只是问候周恩来，没有提到自己遭遇的事。谁知周恩来十分重视，派两位工作人员找到她的住处。当得知她的悲惨遭遇和目前所处的险恶环境时，周恩来立即指示有关部门给她平反。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广东省委为她彻底平反，并恢复了公职。

  说来凑巧，1984年的8月22日，也就是31年前的同一天，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又一次接见了范桂霞，和她合影留念，还送给她一只新颖、精制的手袋，从而兑现了当年“要好好谢谢小范”的诺言。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