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在近日举行的西部五省区2亿元捐款项目总结表彰大会上，来自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农户代表把亲手制作的民族服装送给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

  10个月前，这笔捐款似乎充满了“夭折”的危机，因为曹德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要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远低于“行规”的10%。

  这次捐款被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曹德旺甚至还聘请、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委员会，对善款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这也开创了中国捐赠者对公益捐款问责的先河。

  “史上最苛刻捐款”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如此苛刻的条件，无疑是对现行捐款体制的一次挑战。

  较真的慈善家：“该省一分省一分”

  谈起这笔捐款，曹德旺动情地说：“西南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老百姓的生活很苦。对于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2000元钱可以说是他们的希望。”

  去年5月4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亲赴福建，与曹德旺签署了一份协议。在从福建回北京的飞机上，段应碧心里有些忐忑。他对同事说，这个项目不是简单的发钱，操作起来比其他项目难度大，因为对方提的要求很高。

  因为年轻时吃过苦，曹德旺对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用他的话说：“该花一万花一万，该省一分省一分。”在他看来，要确保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发到应该收到钱的人手中，而不是被“雁过拔毛，层层拦截”。

  “我这里有钱，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走了。”曹德旺说。

  “史上最苛刻”：差错率超过1%基金会就得赔偿

  根据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的合同约定：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2亿元捐款发放到西南五省区的近10万户困难群众手中；善款下发之后，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受助家庭，如发现不合格率超过1%，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项目管理费）。

  该项目的管理费是600万元，这笔钱是按3%的占比计算出来的。曹德旺说，他知道“行规”规定的管理费比例是10%，他定出3%的比例并非刻意为难基金会。他请专业机构测算过，觉得600万元足矣。

  “3%的比例实在太低，我们从来没有试验过，这是对基金会基本功的一次考验。”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说。

  “接下这个项目，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的公益基金是值得信赖的，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更大胆地捐款。”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表示。

  另一个挑战是1%的差错率。陈红涛说，如果捐助的只是上百人，把差错率控制在1%以内并不难，甚至能够做到100%准确。但此番要把善款发放到分布在5个省区的近10万农户手中，操作难度极大。

  曹德旺才不管这些，他有自己的逻辑。“协议不单单是约束扶贫基金会的，我的目的是让扶贫基金会有个挡箭牌，如果有人想走后门把这笔钱分流一点，做不到！”

  他的“苛刻”远不止此。从一开始，他就对帮他发钱的基金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全程监督。作为资深捐赠人，曹德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并请新闻媒体全程监督；基金会每10天就要向他递交一份有关项目进展的详细报告。

  和时间赛跑：2亿元捐款，6个月，近10万农户

  “最苛刻捐款”给基金会的执行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全程参与项目执行的陈红涛说，确定受助对象是项目实施过程中最基础的一环，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直接关系到合同约定的差错率能否实现，“搞不好会吃力不讨好，发钱还让农户不满意”。

  钱发给谁？基金会绞尽了脑汁。基金会首先圈定了17个项目县，项目县相关部门共同确定受灾贫困村获捐资格的优先排序，锁定受助村。

  村子确定了，接下来就要把“有钱人”排除在资助范围外，规定极细，工作量也极大。村委会和村民小组提名符合条件的农户名单，再经民主讨论决定，而后进行公示，向村民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投诉和举报。最后组织志愿者对受助农户信息进行复核。

  庞大的工作量让一些基层干部叫苦不迭。仅以《受助农户汇总表》为例，每户信息11项，受助人数1000人的乡镇需要录入11000条数据，还不能有错误。

  一般情况下，一个乡的受助农户信息，需要一名扶贫专干花2天~3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录入。

  以上工作都做完了，剩下就是怎么发钱的问题了。为了确保2000元“救命钱”不在发放过程中被截流，基金会决定：直接将钱打入农户的个人账户，去除任何中间环节。为此，他们给受助农户统一办理了专用存折。由志愿者复核农户信息时确认存折在农户手中，还要求受助农户签字确认资金已到账。

  超低管理费：带干粮、爬山路只为省钱

  一方面要“和时间赛跑”，同时还要保证不出错，不浪费钱。有人笑称，曹德旺这个要求是“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陈红涛动情地说，面对巨大的压力，基金会分别与各项目省、项目县签订了协议，协议规定了严格的问责条款。各省、市扶贫办动用数以千计的乡村干部参与项目的执行工作，如此一来，捐赠人、公益组织、政府部门都绑在了一块。

  为了降低运作成本，扶贫基金会在西南6所大学里面挑选了500多名志愿者，两人一个小组，入村核查，确定受益人名单。由于交通条件恶劣，大学生志愿者们在大山里徒步、搭摩托，甚至骑马，每个小组一天至少要完成20户的核查工作。

  各项目县的大多数项目村距乡镇有1个多小时的山路，距离最远的自然村需要翻山越岭徒步12个小时才能到达。参与信息复核工作的志愿者更是早出晚归，自带干粮解决午饭。

  各省、市扶贫办项目专干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我们给省扶贫办和项目县分别按受助农户数量提供2元/户和5元/户的经费支持，这是远远不够的。有时候光打印、复印存折就要亏钱，更别说基层扶贫办开展工作的路费和餐费了。”陈红涛说。

  “史上最苛刻的捐款”启示录：

  管理费有无下调空间

  真实成本不止3%？

  有专家认为，曹德旺2亿元捐款项目能以如此低的差错率和如此低的管理费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未计入大量行政成本，“因此未必会形成示范效应”。北京大学非盈利法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锦萍8日表示：“3%的成本核算是偏低的。在整个过程中，动用了大量志愿者和当地扶贫系统的工作人员，而支付给他们的报酬都是比较低的。”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稍早前也表示：“3%的标准比较低，业内标准是8%~10%。公益机构也要可持续发展，不能执行完项目就饿死成英雄。”

  陈红涛也担忧地表示，曹德旺此次捐款金额较大，因而具有规模效应；其他捐赠项目未必能按照这么低的管理费比例来操作。

  应改变“一刀切”的规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表示，曹德旺2亿元捐款项目以3%的管理费用运作成功，这对当前公益捐款管理费占10%的“行规”是一次挑战。这表明，一些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管理费用确有下调的空间。

  他表示，当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行政管理成本最高不超过捐款的10%。现实中，很多基金会都是按最高标准来执行的。他认为，这个标准是不合理的，不同的基金会规模不同，其行政成本也不同。有些公益基金会规模很大，每年可募集十多亿元的资金，并且有政府的财政扶持，运营成本相对较低。对于这样的基金会，10%的管理费比例就偏高了。而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基金会，10%的管理费比例可能并不够。

  曹德旺

  曹德旺，1946年出生于福建福清，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该集团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汽车玻璃制造商。

  曹德旺的父亲曾是上海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家境富裕，但因时局动荡，举家迁回老家福建福清，家道中落，曹德旺在贫困中长大，家里一天只吃两餐汤汤水水，他只念了5年书便辍学了。从16岁开始，他倒过烟丝，卖过水果，种过木耳，当过炊事员、修理员、农技员，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创办企业。

  从1998年至今，曹德旺一直热衷慈善事业，给灾区捐款，捐资助学修路，扶助贫困老人，慈善覆盖面极广。2008年汶川地震后，曹德旺亲赴灾区先后捐赠2000万元。2010年，曹氏父子捐款10亿元，去向分布如下：玉树1亿元，西南五省区2亿元，福州市图书馆4亿元，福清市公益事业3亿元。

  从1983年至今，曹德旺共计捐款人民币近16亿元。（据《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