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母亲来北京过冬，闲谈中，我向她老人家问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个玩伴——小桂枝姐姐。那时，我还不到四岁，许多事情都记不得了。和这个小姐姐在一起玩的情景，我记得清楚的只有一个细节。

  那是1953年春天，当时，母亲在河南大学中文系上学，我和姥姥一家住在离河南大学不远的游梁祠街。有时候，母亲会带我到学校去。小桂枝姐姐的妈妈是母亲的室友，这就是我们相识的因缘。

  小桂枝姐姐比我大一两岁，在那个年龄，这个差距足以使这个姐姐树立起在小弟面前的权威。那时，除了民国时期的一些建筑外，河南大学的校园整体而言还比较破旧，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学校西部空旷的场地和土围墙。记得有一天，小桂枝姐姐带着我在那里跑着玩，忽然，我发现她的棉袄袖子上套了一圈黑布。我很好奇，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回答说，是黑纱，因为斯大林死了。

  斯大林死了，那时，这是一个重要事件。稍后，我看到北门大街小学的学生排着队，抬着花圈，站在校园的操场上，等候开封南关外火车站鸣起的汽笛声，为斯大林致哀。以当时一边倒的中苏关系，这一切本属正常，可我当时年纪小，不懂这些。黑纱事件可以看出小桂枝姐姐和我在认识上的差距。

  昨天，我又向母亲提起小桂枝姐姐的事。母亲说，小桂枝姐姐生在单亲家庭，她妈妈杨金凤阿姨一个人带着她上大学。母亲说，平时，杨金凤阿姨把小桂枝送到幼儿园，星期天接出来。杨阿姨去教学实习的时候，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母亲就代她接孩子，替她带。母亲说，她周六把小桂枝从幼儿园接回来，周日带一天，周一再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杨阿姨为此很感谢母亲，两人关系很好。

  母亲说，杨阿姨去实习的时候，小桂枝哭着不愿离开妈妈，杨阿姨就给她买甘蔗吃。吃甘蔗在当时对于她们而言是很奢侈的一种消费。这个小细节，可见她们母女两人生活的不易。

  母亲说，杨金凤阿姨后来在郑州教中学，和母亲常有些来往。小桂枝1978年作为“老三届”考上了河南中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郑州儿童医院工作。前两年，她以主任医师的身份退休了。因为医术和人品都好，医院又返聘了她。我们长期同住一个城市，五十多年了再没见过面。这中间原因当然很多，可现在的孩子们，绝对想不到生活的艰难在其中占据了多大的比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