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静宜，可谓喧嚣都市中的真“隐士”，居于喧嚣都市中的普通小区，她是闹市中的不凡老人。她经历过风雨的洗礼，岁月的侵蚀，红火的时期。她曾担任毛泽东主席机要秘书工作长达17年之久，曾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曾被周恩来提名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近日，她向我讲述了发生在毛泽东身上的一些幽默风趣的故事。   机要秘书揭秘毛泽东不乘飞机真实原因

  毛主席说：“五一”、“十一”一到，就要回京“罚站”

  谢静宜说：“在1950年到1970年初，毛主席身体状况很好，经常离京到全国各地视察工作，调查研究。有时一出去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地活动。每次外出，他轻装简从。随行的有秘书、警卫、医护、机要、摄影等工作人员，大家各司其职。作为机要人员，我们的职责是，保证在外地的毛主席与北京党中央保持不间断的机要联系。因为工作性质的需要，我与主席接触的机会很多，无拘无束，不存在什么神秘感。”

  毛主席从求学时期就注重社会实践，调查研究，曾经和同学不带分文去“游学”，目的是为了了解社会，磨炼自己。他不仅重“有字之书”，更重“无字之书”，他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实践家，这恰是他不同于古代乃至今天文人的重要方面。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名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依然保持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谢静宜说：“我在主席身边执行任务的十多年间，多次跟随他到华北、华东、中南等各省市视察工作。正像一首歌曲所唱：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

  说到这里，谢静宜笑了。她说：“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每逢劳动节和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是有例会的，毛主席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城楼上与群众见面，这就限制了主席在外地的活动，因为他必须在两个节日前回到北京的寓所。为此，他老人家曾幽默地对我说：‘五一’、‘十一’一到，就要回京‘罚站’去了。”   有关毛泽东不乘飞机的原因，说法比较多的是：1956年，毛泽东乘坐的飞机遭遇雷电，与地面失去联系40分钟。有人说，正是因为那次“空中历险”，中央政治局才严格控制毛泽东乘坐飞机。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以后所有的外出考察，一般不允许他坐飞机，一律改乘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

  这些传说都不符合真实的历史。谢静宜揭开了这个历史谜团。

  “毛主席每次离京都是乘坐火车外出，也就是专列。极少乘坐飞机，并不是出于个人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从工作出发的。有一次，主席曾对我谈到此事，说乘火车就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停就让火车找个支线停下来，下车去看看，或者找当地领导谈谈都行。”

  这就是毛泽东不乘飞机的真实原因，既符合毛泽东注重实地调查研究的思想，也符合他的性格。试想，若是毛泽东想坐飞机，中央政治局能规定他不坐吗？当年，他要游长江，中央领导也反对，但最后他不是还游了长江？毛泽东一生富有挑战精神，不信邪，不怕死，一切是从党和人民的事业出发，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

  专列条件虽比一般客车要好，但长期住在车厢里也不是滋味。噪声隆隆，颠簸震荡，冬天冷，夏天热，一切都不方便，总使人有一种不安定感和疲劳感。为了了解群众的真实情况，毛泽东不辞远途奔波之劳苦，打破自己在北京寓所的作息习惯，以适应列车生活。谢静宜说：“在北京，主席是夜间工作，白天只睡几个小时。而在专列上，为了实地观察民情和庄稼的生长状况，他让白天行车，夜间停车。”从安全角度考虑来看，坐火车并非绝对安全，或许给敌人以行刺的机会。

  专列的运行本来是保密的，但毛泽东不以为然。谢静宜说：“有时，火车通过城镇交叉路口时，行速一般比较慢，工作人员把窗纱拉上，毛主席随手又拉开向外观察。因为车厢的窗口很大，而且敞亮，常能被隔离杆阻挡着的人群辨认出来，顿时群众欢呼雀跃，有的人还跟着列车飞跑向主席致意，主席也微笑着向群众招手致意。遇到这种情况，工作人员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总是劝主席快坐下来或拉上窗纱，但他总是不乐意地用力再把窗纱拉开并塞进金属架里，说：‘怕什么，这是人民群众啊！我为什么怕群众呢？’工作人员向他解释，对个别坏人还是应该提防的。他又说：‘即使有个别坏人也不怕嘛！这么多好人在，一个坏人哪敢害我哪？即使想害，我们已走远，不怕的。’”可见，主席对人民群众的爱胜过对个人的爱。   乘火车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   奔驰在广袤原野上的专列，为毛主席观察大面积的农作物生长状况提供了条件。谢静宜作为毛主席的机要秘书，能经常出入主席的车厢，有时就与他老人家坐在一起或站在窗前观察不断变化的庄稼。谢静宜说：“毛主席看得是那样出神，哪块地里长的是什么苗，哪里旱了，哪里涝了，哪一块庄稼长势好，哪一块长势不好，他都能发现。他一边看，一边指给我说：‘这一带麦子比较好!’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列车飞驰，视野变换。‘这是什么呀？噢，红薯地。’突然，他兴奋地说：‘你看，栽上的红薯秧都活了。’过了一会儿，又着急地说：‘哎呀！这块地危险呃。’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的是一块发蔫的红薯秧地。”

  “有一次，毛主席在车厢里望着北国大地快要成熟的麦子，非常高兴。我当时也站在他身旁向外眺望。突然看见一位肩上挑担的农村妇女好像是往地里送饭后返回村庄，呼啸而过的列车对她来说习以为常，毫不介意。她一边走，一边用一只手一把接一把地捋着麦穗上的麦粒往口袋里装。我惊讶地对主席说：‘主席，您看，偷麦子的。’主席连忙低声制止我说：‘别出声，别出声！’他生怕伤害了那位妇女的自尊心，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在火车上。列车风驰电掣，轧声隆隆，车外怎能听到车内的说话声！毛主席一直望着那位妇女的身影消失在窗外，才怅然若失地自言自语道：‘看来，农民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啊！不然，她何苦去抓那几把麦粒呢？’那天吃饭时，我注意到毛主席神色严肃，沉默不语，似有所思。我估计，他大概在想着那位妇女的事。”

  列车在北方运行，毛主席最关心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庄稼生长情况。每当看到华北大地因缺雨庄稼长势不好时，他的脸上总是布满愁容。他曾对谢静宜说：“这几个省总是干旱缺水。”“只要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粮食能够自给了，全国的粮食就会富裕些。”为此，毛主席曾在列车上召集这几个省的领导同志谈话、开会，研究解决水利问题。

  毛主席不满足于在运行的列车上“走马观花”，还经常让停车“下马看花”。当专列停在某一支线上时，他就走下来在周围地里转一转，看一看，摸一摸庄稼。有时不满足于近处看，就请当地派车到远处再看看。从北方的小麦、玉米、红薯地，到南方的稻田、油菜花，他都想亲眼看看，亲手摸摸。站在地里，他的神态是那样认真，那样细致。看得出，他心中思虑的是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位真正心系百姓、关心人民疾苦的领袖。

  谢静宜说：“记得有一次，一对外宾夫妇在列车上与主席会见后，也兴致勃勃地随主席下车去地里察看庄稼。女外宾穿的是高跟鞋，在坎坷不平又松软的地里行走不便而折断了一只鞋的后跟。出了这种意外，这对外宾夫妇不仅不感到难堪，也不埋怨，反而伸出那只没鞋跟的脚哈哈大笑起来，顿时在场的主、客们都哈哈大笑了，给这次特有的接见场面增添了乐趣。”   我在火车上发现庄稼地里有人偷麦子，对主席说：“主席，您看，偷麦子的。”主席连忙说：“别出声，别出声！看来，农民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啊！”   谢静宜和我谈起毛主席的故事总是那么快乐。当我问谢静宜和毛主席去井冈山的经历时，她对我讲了一件“毛主席不吃江西人民的鱼”的故事。我好奇地问：“为什么不吃江西人民的鱼？”

  谢静宜说：“大约是1965年，毛主席的专列到了江西，停在一个铁路叉道上。那天上午，主席安排的是请当地领导同志到列车上开会、谈话。列车所停之处的铁路旁是水沟。在江西有水即有鱼。主席在车上开会，我们工作人员没什么事，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贾秋和同志便提议下水给主席摸鱼吃。于是警卫队和部分工作人员积极响应，男同志纷纷脱掉鞋子，挽起裤子下到水沟里摸起鱼来。我和摄影师舒世俊等站在沟边，一边看热闹，一边帮助他们把鱼往水桶里放。人欢鱼跳，热闹非常。”

  “大伙兴高采烈地说：‘今天要给主席改善生活哩！’因人多，工夫不大，我们就装了大半桶大大小小的鱼，其中还有个别小红鲤鱼在水桶里翻腾，大家都为这次的收获而兴奋。等主席那边的会开完了，我们也就收摊上了车。我兴致勃勃地跑到主席那里报信，他正坐在沙发上抽烟休息。我说：‘主席，今天给您改善生活，辣椒炒小鱼。’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把摸鱼的事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原以为主席听了会高兴的，没想到他反问道：‘鱼活着没有呀？’我答：‘都活着呐。’主席说：‘谢谢同志们，告诉他们，把鱼放掉吧！还放回原来的池塘里去。’我一听很沮丧，就辩解说：‘那不是谁家的池塘，要是池塘我们也不会去捞人家的鱼，那是铁道旁边的小水沟，水是下雨积存的。’主席听我说完后很认真地说：‘那虽不是哪一家哪一户的池塘，可它是江西人民的池塘啊！’在主席的一再坚持下，大伙只好按他的意思把鱼全部放了回去。”

  到此，我们才明白了毛泽东不吃江西人民鱼的真实原因，那是对江西人民的爱。江西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南昌起义打响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也是红军走向胜利的起点，毛主席曾为井冈山赋诗一首、填词两首，并写下了著名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论著，新中国成立后又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由此可见主席对江西的特殊感情。谢静宜说：“这说明他老人家仍然牢记并遵守着红军时代他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与人民争利，秋毫无犯那一条。”

  （本文作者：李光彩，青年毛泽东特型演员，北京美国英语语言学院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兼学科带头人）

  （据人民网）   毛主席不吃江西人民的鱼，要求警卫员把鱼放回原来的池塘里

  毛泽东和谢静宜

  谢静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