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杰，湖南邵阳隆回县人。作为打工一族，胡杰一家4口人分别住在广东的佛山、番禺和广州三地；胡杰平均一个多月回父母那里一次。

  2010年10月，一直孤寂无聊的胡杰开始跟几个陌生的老乡玩“三公”（扎金花），并且专门有人借钱给他。没有几天时间，胡杰便欠下18000元的赌债。

  这时老乡要求：如一周内还清，只需2万元；一个月内还，则要24000元。

  胡杰没有钱，一个月1000元的工资也不足以救急。他去了一趟父母那里，跟父亲提出“要用点钱”，但他看出父亲根本没有要给他钱的意思，胡杰也就不再说什么，默然返回番禺。

  他想到了卖肾。

  他开始上网浏览与“肾”有关的信息。他说，他在百度里搜索了一下“肾源”，信息丰富得让他吃惊，“电话、QQ号都有”。

  胡杰认为，那些先让他交“押金”的中介是不可信的，一个号码显示为山东的、不需要押金、“说话非常直爽”的卖肾中介人“刘哥”获得了胡杰的信任。他们谈好的价格是一只肾4万元。

  10月28日，胡杰带着100元到达山东济南，在车站见到了“刘哥”和“杰哥”。

  “刘哥”和“杰哥”把胡杰带到他们驻扎的山东省齐河县的一间大套房里。

  套房里外两间属于4个中介人的地盘，作为“供方中介”的大哥们睡在床上，两张地铺上睡着十几名年轻人。“刘哥”告诉胡杰：“（他们）都是走你这条路的。”

  胡杰住里间地铺，和他挨着的是一个来自陕西西安的年轻人——确切地说，还只是个孩子。

  胡杰认为他和这个大男孩很谈得来。那孩子说他今年18岁，家里就他一个孩子。父亲下岗了，还生着病，母亲没有工作。他也是从网上看到卖肾信息的，他需要钱给父亲看病。

  同屋住的还有来自河北等地的，谈好的卖肾价格并不一致，有4万元的，也有6万元、8万元的，但其他话题就没有多少交流了。住在外间的是属于另外两个中介“大哥”的人，更不宜打听。“刘哥”和“杰哥”警告过他，不要和别人多说话。

  第二天，“刘哥”带胡杰等几人到县第二人民医院做体检，项目是血常规、尿常规、彩超、双肾大小等。胡杰告诉记者，他看到“刘哥”和医院的人非常熟，而且大家都知道彼此是做什么的。一个医生还带点揶揄的口气问“刘哥”：“你又带这种人来了？”胡杰还听到，“刘哥”是和这家医院有关的什么“协会”的成员。

  胡杰的尿检没有通过。回来后大家都安慰他，没事的，多喝几碗水就好了。

  胡杰连喝了4大碗水，觉得膀胱都快要爆掉了。次日，他尿检通过。而后，“刘哥”把胡杰的血液配型发到了网上。   【欠债】 想卖肾碰上“热情”中介

  26岁的湖南小伙儿胡杰，因还不起1.8万元赌债，想到“卖肾”。自第一个联系电话始，他很快陷入一张庞大而严密的肾脏地下交易中介网络。几个月后，尽管他不停地哭泣，表示“真的不想做了”，但仍然被送上一家民营医院的简陋手术台，他的左肾被切掉。

  3天后，胡杰手机短信显示，他的银行卡里被存入了2.7万元。

  媒体的曝光让这笔隐秘的交易撩起了黑幕一角。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虽然胡杰一案涉及的庞大贩卖人体器官网络尚在侦查中，更多细节还不清晰，但山西临汾长良医院牵涉到这种罪恶交易中已不是第一回。胡杰手术之前一个多月，长良医院就已经因涉嫌非法做肾移植被卫生部门调查过，不过很快没有了下文。直到胡杰事件爆发，才牵出这一地下肾交易网络。   核心提示

  但是，对割掉肾脏的恐惧开始占据胡杰的内心。看到一切顺利，他突然想跑。配型发出后第三天，“杰哥”和“刘哥”说要出去接一个从宁夏来的人。胡杰故意弄破衬衫，告诉同屋的人，说要“下楼补一下衣服，10分钟就回来”，然后下楼打车飞速逃离。

  他跑到禹城，次日从禹城乘车到了济南，辗转逃回广东。

  “刘哥”不停地给他打电话，骂他，让他赔偿吃住、检查的花费。“刘哥”说，血液配型就花了1800元。胡杰只是在电话中说：“刘哥，我对不住你。”

  胡杰说，他在齐河住了4个晚上。5天的时间，房间里等待卖肾的人有来的有走的，始终有10多个。   【恐惧】 他逃离中介之手

  逃回广东的胡杰为躲债主，不敢留在番禺，到了广州白云区给一个老板打工。不过，他的卖肾心结并没有解开。

  “刘哥”时不时会打电话来，告诉他和某个人配型成功了，他没去。又说和郑州的一名患者配型非常好，他推说“有工作，不好请假”没有去。到12月，又说和山西的一个人配型达到了“4个点儿”，让他快去——胡杰终于再一次去了。

  2011年元旦时，他到达山西临汾，“刘哥”没来，但“刘哥”在山西临汾也有同伴，是一个叫“小王”的人。“小王”在火车站接到胡杰，并时刻不离地指引胡杰，直到手术后消失。

  次日下午，他们开车去郑州做进一步检查。这时，又一拨中介人员——医院中介也出现了。供方中介、患者中介、医院中介三方聚在一起商定：这一天胡杰时刻准备做手术。

  但这一天没有做手术。晚上，两人宽衣睡觉，“小王”不断抚摸自己腰间的伤口，不时表现出难抑的痛苦。胡杰询问，“小王”答以“胃疼”——但他抚摸的显然不是胃的位置。再后来的交谈中，胡杰得知，“小王”也是两个月前刚卖掉左肾，现在是伤口疼痛。亲眼看到如此的痛苦，这个晚上，胡杰向差不多和他同龄的“小王”明确提出：“我不想做了！”

  次日，“刘哥”赶到临汾，威胁胡杰，“不想做你会走不出临汾”。这一天，三方中介和一些不认识的人共有十多人在一起，胡杰曾试图从宾馆再次逃走，但没有成功。

  1月6日一起床，胡杰的手机、身证份和银行卡就被医院中介和患者中介收走。15时左右，医院中介来电：“把胡杰带过来吧。”胡杰被带到简陋的、“像一个乡镇卫生所”的长良医院。21时，胡杰被主刀医生、护士长和麻醉师推进手术室。   【犹豫】 中介胁迫他返回

  胡杰术后一直觉得伤口一阵阵地疼痛，小便不正常，走路直不起腰。出院1个月后，2月13日，他选择了向山西省卫生厅反映。

  2月16日，山西省临汾市卫生局通知长良医院停业整顿。

  2月17日，胡杰向媒体披露他的经历。

  2月24日，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栏目播出“卖肾风波”。

  3月5日，胡杰应山西方面卫生和公安部门安排，来到临汾，对相关地址和人物进行指认。

  3月7日，胡杰参与的肾器官交易一案在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立案，进入侦查。知情者透露，护士长曲娴已在羁押中。

  事件刚暴露时，山西省卫生厅和临汾市卫生局都曾告诉胡杰：这是护士长曲某的个人行为，与长良医院无关；而且，“护士长等人都跑了”，一些事情要胡杰“自己承担”。但随着更多媒体开始关注此事，临汾市卫生局病政科科长刘甫宪已改变说法，表示他们将根据公安等部门的调查，凡涉及到的人都会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临汾市卫生监督执法大队负责人张斌告诉记者，现在，长良医院已经出具材料，承认胡杰的手术确实是在他们医院做的——此前，医院甚至不承认胡杰在此做过手术。医院也被责令停业整顿，不过作出这一决定的依据是“长良医院存在非卫技人员执业”和“超范围开展诊疗项目”，而不是参与买卖人体器官。

  据了解，长良医院是由台湾人陈新安投资开设的。1996年设立时名为“旺安医院”，2004年，合作人高某退出，医院更名为长良医院，医院宣传材料解释是“长期凭良心做事”的意思。长良医院宣称的特色科目是中医治疗脑梗塞等，但不知从何时起，开始了买卖肾器官。

  事实上，在2010年10月左右，长良医院就被曝做过两例“换肾”手术。11月，由于受体一方术后状况不好，患者只好被紧急转院到有资质做肾移植手术的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治疗。这两例手术都被反映到山西省卫生厅，卫生厅又让临汾市卫生局去查，但结果不了了之。

  卫生局当时调查的情况是：长良医院护士长曲娴打电话叫的120救护车，并亲自送患者到太原办理了转院。而当曲娴面对调查时辩称，她这么做“就是单纯为了做好事”。长良医院病历等记录中没有任何关于被反映的这两个人的名字和其他线索，调查人员又到太原找到患者本人。患者说，他不是在长良医院做的手术，他确实是接受了肾移植，至于是“在哪里做的”，他没有义务告诉卫生部门。

  调查就这么不了了之。临汾卫生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多手段”。

  一个多月后，胡杰事件爆发。

  如今，“刘哥”等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电话已停机，再也联系不上。（据《中国青年报》）   【举报】 牵出地下卖肾网

  “手术室在三楼，一张手术床。我一进去，两女一男三个人（护士长、麻醉师和“李教授”）就麻利地把我剥光了，内裤都没剩。麻醉师迅速给我打了麻药，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胡杰这样讲那晚的手术经过。

  胡杰醒来时，他已经失去左肾，左腹部留下一条十几厘米长的弧形刀口。他发现自己躺在长良医院二楼的病房里，打着点滴，盖了两床被子，却仍冷得发抖。所有中介人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个人物品留在病房。

  护士长曲娴（音）进来看他，胡杰向她询问他的钱。曲娴说：“你都成这样了，钱他们不会少你的。”果然，不久他就收到短信提示：他的卡里被存入2.7万元。

  这不是此前商定好的“4万元”，但胡杰已经没有心力去追问这事。

  接受胡杰左肾的患者在三楼病房，不过他根本没有下楼看过胡杰，而且在胡杰还没出院时，这名患者就默默消失了。他们唯一的、也是最后一次“站在一起”，是术后两人都曾向医院要“一份协议”。但曲娴明确告诉他们：这里从来什么都不会出具，一张纸条也不会。在这次见面中，胡杰得知，患者为这个手术“花了30多万元”。

  手术后，胡杰在长良医院住了7天，然后一个人挣扎着回到广东。他没敢把这一经历告诉父母。   【2.7万元】 他卖掉左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