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作家龙一，在他的笔下，天津变成了“远东谍报中心”。

  近期热播的谍战剧《借枪》是根据作家龙一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是龙一小说的第二部电视版（第一部是《潜伏》）。此前的谍战片和谍战小说，上海、尤其是上海的租界是毫无争议的核心间谍案发区。龙一的作品则将天津纳入新视野。龙一提出了一个观点：天津是一战之后的远东谍报中心。真实情况是否的确如此？记者翻阅史料，力图勾勒一战到二战间在天津上演的谍战风云。

  北洋势力和各国间谍

  混杂天津

  “在抗日战争中，天津是中国几大情报中心，其战略地位仅次于上海，和香港同等重要”，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中国秘密战》的作者、从上世纪90年代研究中共情报工作历史的郝在今告诉记者，“因为天津有租界，而且连接华北和东北。”

  当时，美、德、奥租界虽已撤销，英、法、日、俄、意、比六国租界还扼守着天津南运河和白河的入海口，六国势力范围之间的空隙往往成为鱼龙混杂的是非之地，比如著名的南市“三不管”。

  20世纪初，日本人在天津开设第一家电台“昌义”电台，1927年，北洋政府办的天津无线广播电台开播，1942年商业电台在天津兴起，鼎盛时期跟上海有一拼，侯宝林的相声及皮货、地毯的买卖信息与各方各派政治力量的密语交织在一起。

  国际邮轮每三五天有一班抵达天津新港。电报照相技术的发明不仅使美国《时代》周刊能及时传回对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溥仪们图文并茂的报道，也使各国间谍能便捷地把他们搜罗到的各类地图、照片传回母国。电波无法传递的信息则由信使们传递，他们夹杂在津浦铁路、京汉铁路上南来北往的人群中。

  自满清倒台，“北平是前台，天津是后台”便一直是平津政治生态的写照，大批不甘寂寞的下台政客蛰伏天津。北洋政府5任总统32届内阁里，有3位总统、12位总理下台后在天津养老。

  1917年之后，逃亡到天津的白俄人数以万计。而德国租界虽在一战之后撤销，德国人却仍然眷恋天津，因为那里有最好的德语学校，有正宗的德语社区。

  下可入地、上可通天的

  天津青帮

  天津本土的黑社会“天津混混”在20世纪初遭袁世凯重创，大大收敛。1926年，奉系军阀褚玉璞的军警督察处处长厉大森到天津“跑海（开辟地盘）”，青帮成为津门一霸。厉大森在警察系统发展大批徒子徒孙，最底层的喽啰就是原先的天津混混。

  天津青帮花开两枝，一枝是警察，在华界活动；一枝是知识分子，在租界活动。知识分子青帮多为编辑、记者、教师、医生，“这些人对社会很重要，又比较容易受伤害，加入青帮，老板不敢随意解雇你。你被主编解雇了，跟‘老头子’告状，‘老头子’说：你回家歇两天。结果第二天全天津的报纸都没人卖了，一个报贩也不来。”龙一告诉记者。会众的身份鱼龙混杂，天津青帮下可入地、上可通天。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大公报》采访部主任张逊之、北洋财政总长张英华……都是青帮老大。

  1920年代的天津，宛如一大片斑驳陆离的树林，什么人都能在其中找到他的保护色。   溥仪借日本“便衣队”抢劫混乱出逃

  龙一写小说常用的一本工具书叫《20世纪天津概况》，这本书原名《天津志》，1909年出版，是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派到中国的第一批间谍的作品。此书20万字，水文地理、地方人物无所不包。

  1931年由土肥原贤二任机关长的特务机关在天津正式挂牌前，以“公馆”为名目的特务机构遍布日租界。这些公馆的主人像八爪章鱼一样把他们的触须伸向天津的“寓公”、青帮和僧侣。

  1931年11月8日傍晚，海光寺日本兵营的警钟响过，两千佩枪便衣从海光寺冲出，戴白色臂章的是朝鲜人，戴黑色臂章的是日本人，戴红黄蓝臂章的是日本人用每天4毛的价格雇来的天津青皮混混。这些乌合之众，一边打枪，一边在东马路、南马路、南市、北马路一带抢劫。他们在天津最富庶的街道上抢劫三天，等于是砸烂天津最热闹的市场，吸引了警署的全部精力。

  抢劫进行到第三天，溥仪偷偷走出静园寓所的房门，被司机藏到莲花跑车的后备箱里。以前溥仪出行走公寓前门，这天要走车库门，而车库久不使用，小广告都把门糊死了，要想出门得先撕小广告。终于打开车库门，司机又没有驾驶新莲花跑车的经验，出门就撞上了电线杆，溥仪的后脑勺当即淌血。狼狈不堪地开出静园大门，莲花跑车奔向日租界一家料理店。溥仪在料理店换上日本军服，之后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从日租界进英租界，登上日商轮船“淡路丸”号出天津港。这便是天津历史上有名的“便衣队”事件，是日本间谍在天津干的最大一票。   “少爷小姐”组成抗日杀奸团

  卢沟桥的炮火响过，正在庐山陪侍蒋介石的戴笠接连给军统天津站站长、北平站站长、保定站站长发急电：“此间认为日方无和平解决之诚意，自应与之抗战……弟意应组织便衣队，到处扰乱，借以发挥特工之威力……”

  文史爱好者、作家萨苏在《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解密中国抗战》一书中，有专门一章记述“抗日杀奸团”中的书生枪手冯运修。1937年，天津中日中学16岁的学生冯运修加入“抗日杀奸团”。“抗日杀奸团”成员多为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大同中学一类天津著名中学的高中生。这些花季的学生杀手几乎个个有显赫的身世：伪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等，他们使用的暗杀武器通常也是“掌心雷”一类当时世界上最轻便、最精良的武器，甚至在枪柄上镶嵌珠宝。冯运修是其中一员，其舅父是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冯运修经常出入军营以学枪打猎为名，练成神枪手。

  戴笠很快看中这支“少爷小姐”组成的暗杀团，先令军统天津站站长王天木跟“抗日杀奸团”的成员结成拜把兄弟，又令天津站书记曾澈潜入南开，成为“抗团”的一员。1940年7月7日，北平的日伪组织计划在中山公园举办一个庆祝会，军统布置“抗团”借此机会锄奸，首选目标是《新民报》总编辑、号称“京城第一支笔”的吴菊痴。冯运修被选为一号枪手。中山公园会场戒备森严，冯运修一路尾随吴菊痴的黄包车，趁着一户人家送葬的队伍吸引了吴的注意力，冯运修冲到他身旁，对其头部连开两枪，吴菊痴当即毙命。

  就在“抗团”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几场的时候，已调至军统上海站的王天木投靠了汪伪。1939年9月27日，已任军统天津站站长的曾澈在天津大经路被捕。第二年他牺牲后，“八月大搜捕”在平津两地张开大网，“抗团”遭到巨大打击，余部转战上海。据《国民党特务活动史》记载：1946年，“抗团”解散，少数人加入军统，多数团员拒绝军统许诺的军衔，各自浪迹天涯。   堪比“余则成”的中共特工李时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3天，中共地下党员李时雨出任天津高等法院书记长。在成为法官前，李时雨曾是东北“大学生义勇军”的副总指挥。“大学生义勇军”被日军破坏，李时雨回到关内，继续大学学业，其间曾装扮成家属护送李大钊的灵柩入葬万国公墓。大学毕业后，李时雨潜入东北军，成为西安“剿总”第四处的中尉办事员——卢沟桥事变之前，除了对付宿敌中统、军统，中共情报工作的战略重点是在西北军中做抗日宣传，跟两军高层建立关系。一批中共情报精英都曾担此重任，李时雨是其中一员。

  成为法院书记长之后，在军中摸爬滚打多年的李时雨像“余则成”一样谨小慎微，八面玲珑。

  1939年，李时雨受命营救羁押在天津监狱中的共产党员冯骥。他趁办案书记员外出，把冯案的卷宗偷出并烧掉。书记员发现卷宗失踪，向作为书记长的李时雨汇报时，李时雨先是严厉责备，后又以袒护部下的姿态，告诉书记员：可以说从来没见过冯案卷宗，只在登记簿上看过案由，卷宗可能是法院被炸时毁掉了——日军攻占天津时，确曾炸过法院。接着，李时雨借视察监所的时机，暗中向冯骥传话：法院已没有你的案卷，只在登记簿上写着“共党嫌疑”的案由，你在审讯时翻案，就说是与人打架，被仇人诬陷入狱的，根本不是什么共产党。

  做足铺垫之后，李时雨跟冯案的陪审推事、他的大学同学打招呼：冯骥是我朋友的亲戚，被冤枉入狱……之后，李时雨请冯案的全体经办者在天津的名馆子“登瀛楼”大餐，在觥筹交错中把事情搞定。   冯骥出狱后不久，一个“造访”汪伪特务机关的机会掉到李时雨头上。其时，汪精卫要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需从全国搜罗会议代表。被派到天津的朱晶华跟李时雨是东北老乡，两人私交很好，朱晶华告诉李时雨，他其实是重庆国防部派到“汪伪”政权的卧底。朱晶华拉李时雨跟他一起干，这是获取汪伪情报的绝佳机会，李时雨顺势应允。

  从南京开会回来，李时雨被任命为天津市伪党部执委会委员，几个月后又作为积极分子，向汪精卫汇报在华北开展“和平运动”的心得。李时雨向汪精卫抛出大量简短精准的问题：“我们搞和平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承不承认满洲国”、“日本人利用我们，将来我们能否像溥仪那样成为傀儡”、“我们过去参加过抗日运动，日本对我们是否会算账”……并从这些问题的答案中提取出宝贵的战略情报。汪精卫也对这个头脑清楚的年轻人留下极佳印象。

  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汪精卫下令，把李时雨从天津抽调到南京，担任“立法委员”。不到三个月，李时雨就以能力强、勤勉踏实、任劳任怨、忠厚可靠、懂得眉眼高低、知好歹、知进退博得上上下下的信赖，成为汪伪内部屡受褒奖的“先进人物”，当时上海的电影公司甚至以他为原型拍了一部电影。从1941年开始，李时雨连连升迁，官越做越大，李时雨派妻子孙静云回中共北方局请示，还能不能在汪伪政权继续升官。1942年的一天，孙静云从南京到天津，从天津到保定，从保定到满城县，从满城到平山县蛟潭庄，过了三四道封锁线，骑了七天毛驴，终于见到了一直电报联系、从未谋面的中共上级领导许建国。据许建国夫人、社会部秘书方林后来回忆，许建国主持工作之后，向平津等重点战略城市派遣了数百名情报人员，而这些情报人员在进步青年、爱国人士、伪军警宪特机关发展的线人数以千计。

  抗战后期，天津在谍报战场的战略地位渐渐降低，因为中日双方的角逐已经深入到中国腹地，天津也许是大历史事件的起点和中途停靠点，却不再是华彩上演的地方。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