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建党90周年

  系列

  之

  风云人物

  2011年1月5日，是中共“一大”、“二大”、“五大”代表、山东早期共产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邓恩铭烈士诞辰110周年纪念日；4月5日，是邓恩铭烈士牺牲80周年纪念日。作为党的创建人之一，其历史功绩见诸于书刊已经很多，但有关烈士的家庭生活和烈士内心的所感所想还鲜为人知。珍藏于山东省各地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中的邓恩铭烈士的45封书信，真实地记录了烈士对家庭、对亲人、对革命同志浓浓的亲情与挚爱以及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满腔赤诚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字字句句饱含着真挚、炽烈、坦诚的情感，显露着他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伟大人格力量，闪耀着光彩夺目的革命风采。

  核心提示

  家书——

  拳拳孝心 浓浓亲情

  现存邓恩铭的书信中，有13封是给父母、弟弟和其他亲属的家书。

  1917年，邓恩铭随二叔到济南读书，至1931年英勇就义，再没回过家乡。但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在腥风血雨的险恶环境中，他始终记挂着家乡的亲人，读其家书，处处体会得到那浓浓的亲情。

  邓恩铭在济南的日常生活十分拮据，1918年，其姑父从济南回家乡荔波，邓恩铭当时只有17岁，在给姑父的信中却表现出了难得的成熟：“在东困苦命运使然，幸勿为家人道，恐明合家增忧也。山东情形及家叔经过情形，明到东办入学情形，望姑丈择佳者道之。”为不使家人担心，不给家里增添困难，他选择了自己默默承受。

  走上革命道路后，邓恩铭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又是一位好儿子、好兄长。在其家书中，能看到他对家人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植树节快到了，朱大人后头我们家的祖坟边，一定要多栽柏枝树，中间杂一两株樟树，景致更加好看，千万不要再误了。北门城外同西龙坛也应该栽一点来点辍点辍。今年三菊、小印的书籍，等男回济南一定寄来。春天气候不一，总乞千万珍重玉体为要！”“母亲身体总要好好保养，多吃点儿有营养的东西，鸡蛋、牛乳、牛肉，千万不可乱吃药，吃错了就坏事，务必注意。”

  邓恩铭投身革命活动，是违背其家庭意愿的。家人原期望他读书做官，光宗耀祖，邓恩铭对此却非常反感。1924年5月8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道：“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邓恩铭视名利如粪土，而“所志”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家人的多次规劝下，邓恩铭仍然继续其革命斗争。因此，二叔中止了对他的经济援助，父亲也连续来信催逼他回家完婚，想以此来拖住他，不让他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可这一切都丝毫没能动摇邓恩铭继续革命的坚定决心。他在信中说自己因党的“职务缠身”不能回家完婚，明确表示：“儿主意既定，决不更改。”道出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坚定信念，充分显示了他在革命的道路上百折不回、义无反顾的崇高革命精神。

  1925年9月，邓恩铭收到弟弟寄来的信，说家乡遭受旱灾，米价飞涨，希望他能寄钱回家，帮助度过灾荒。邓恩铭在回信中写道：“我从济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乡米贵。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使老少少受点穷苦，实在是罪过！但是，弟弟们，你们要原谅我，因为我赋性刚直、脾气不好，兼之我又不会巴结，所以在外飘泊两年，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愧疚之情，溢于言表。其时邓恩铭担任山东地委书记，如果他想，拿出一点钱来寄回家里并不难。可他连想都没有想过。

  邓恩铭墓

  邓恩铭   邓恩铭故居

  助，我是不客气的。”他多次亲赴淄博、青州、寿光等地，发展党、团员，建立革命组织。

  1925年2月，邓恩铭领导的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公开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工人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青岛工人阶级，各行各业的工人普遍觉醒，纷纷筹建自己的团体，以争取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1925年4月1日，邓恩铭在给邓中夏的信中自信地写道：“‘世界是工人的’，现在我们缩小些说，青岛是工人的……此计划两个月内有实现之可能。”青岛人民的觉醒，引起了胶澳当局和帝国主义的恐惧。1925年5月29日，日商纱厂厂主勾结胶澳当局残酷镇压了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惨案发生后，邓恩铭夜以继日地奔波于青岛各区各界，领导青岛人民掀起了长达两个月的反帝爱国斗争的新高潮。

  1927年11月，邓恩铭担任山东省委书记。根据中央指示，他全力组织农民暴动，对农民自发起来的暴动，积极参加并进行指导。他在给中央汇报工作的信中写道，各地农民暴动“发动以后，我们都派人去参加，一般农民都很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的指挥”。他还特别注意宣传工作，把农民引向政治斗争的轨道，在暴动中提出政权及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使农民逐渐接受并认识共产党。

  工作信函——忠诚而刚毅的革命战士

  在邓恩铭遗留下来的书信中，有32封是同中央工作联系、请示汇报的信函。从这些信函中可以看到，不管多么困难复杂的任务，也不管多么艰苦险恶的环境，邓恩铭始终忠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革命工作夜以继日，兢兢业业，勇往直前。

  1923年，邓恩铭前往青岛开展工作。那时的青岛，党的工作刚刚开展，邓恩铭孤身奋战的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他在1923年10月19日给时任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刘仁静的信中写道：“实好似穷困之孤军奋斗。”直到1924年3月，青岛“依然是我一人在各方面跑……”邓恩铭是青岛党的事业开拓者。

  比孤军奋斗更严酷的是斗争环境的险恶。

  首先是经费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两年多，还是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党，经费非常紧张。刚到青岛，一无组织，二无同志的邓恩铭更是如此。“我经济极窘，款速汇来。”这是1923年10月18日邓恩铭写给邓中夏的信中提出的要求。当时，邓恩铭在《胶澳日报》担任副刊编辑，但“我在胶报仅有饭吃，一切用费均须自筹”。现在所能见到的邓恩铭在青岛工作期间给中央的31封信中，提到经济问题的有18封，明确提出要求增加经费、速寄经费的就有12封，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他在经费方面的窘况。为解决经济方面的困难，邓恩铭在争取中央增加经费的同时，自己也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在同中央的书信往来中，他多次同中央商讨开办书店和学校的事宜。因为开办书店和学校，既能解决部分经费，又能扩大革命影响，壮大革命力量，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

  比经济问题更困难的是政治条件的险恶。

  青岛向为山东咽喉之地，早在19世纪中叶就成为西方列强觊觎的目标，1897年后先后被德、日帝国主义强占。邓恩铭到青岛时，形式上日本已交还青岛，但一切实权仍操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邓恩铭在给中央汇报青岛形势的报告中曾写道：“双十节此间不但特别戒严，并请有英舰二只、潜艇五只，海陆示威……”帝国主义同军阀的勾结由此可见一斑。在这里建立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不但会遭到封建军阀的镇压，还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干涉。

  此外，由于德、日帝国主义侵占青岛期间大肆进行奴化教育，部分青岛人的政治、民族意识较淡薄，增加了邓恩铭开展工作的难度。青岛“商人情形坏极，抵抗产销税青岛即除外。”“青地学校太少，且均受过奴隶教育……”“故欲号召群众运动，实属困难已极。”青岛的舆论界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高压统治下也是噤若寒蝉，“最可恨青埠没有一家报馆敢说硬话，传单他们当然不给转载了。”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开始，但在青岛“民不与我合作，凡事把我们除外”。

  尽管困难重重，邓恩铭不但毫不畏惧，而且还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满怀信心地面对挑战。1924年3月18日，他在给刘仁静的信中写道：“青岛好像一片干净的腴土，随地可以种植，故我到此后即作种（植）计划。”他敏锐地观察到在青岛开展革命工作的种种有利因素。1923年10月4日，他在给中央某领导人的信中写道：“四方极有希望。”这是他在考察了四方一带大批工厂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那里的工人受压迫深，觉悟高。后来震动全国的四方铁路工人和纺织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充分证明了邓恩铭的远见卓识。

  在邓恩铭的辛勤开拓下，青岛这片“腴土”很快结出了累累硕果。1923年8月，中共青岛组成立，这是青岛第一届党组织。很快，“路厂和港都已有组织，而纱、电、水正着手组织也。”“情形好极，异常乐观！”1923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成立；1924年7月，青岛党组织改称为中共青岛独立组；1925年2月，又改称为中共青岛支部。青岛市党团组织的建立，为青岛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青岛的革命斗争从此掀开了辉煌的一页。

  邓恩铭在青岛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利用青岛的党、团员回原籍探亲等机会，到各地物色积极分子，传播革命火种。“我做事向来是尽力而为，凡没有和宗兄及济地发生关系的，只要欢迎我的帮

  不惜惟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1928年12月，邓恩铭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受尽了酷刑的摧残和折磨，他的痼疾也在此时复发，但他咬住牙关，在狱中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和两次越狱斗争，使部分狱友得以逃脱。1930年，其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身份被国民党当局识破，邓恩铭自知余日不多，在最后一封书信中留下一首绝命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邓恩铭相信，自己的牺牲将会唤起更多的人投身革命事业，革命必将胜利。这首诗既是烈士的嘱托，更是烈士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遗产。

  1931年4月5日清晨，国民党地方当局在济南纬八路刑场将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人杀害，这位年仅30岁的水族青年，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但是，他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却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历史的年轮已前进到21世纪，体现着烈士云水襟怀、松柏气节的书信，对于激励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仍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据《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