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

  纪念建党9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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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云人物

  ■人物档案   马林

  马林，本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在首都读完大学政治经济学课程后，从事本国铁路工人运动。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奉命赴荷兰殖民地爪哇从事革命活动，帮助当地人创建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联盟。1918年被荷兰殖民当局驱逐。1920年以“马林”之名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国际执行委员。1921年根据列宁推荐来华，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工作近三年，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建立。1924年离华到莫斯科后因意见分歧回祖国，担任荷兰共产党领导。因同情托洛斯基派而于1927年退出荷共，后建立托派组织荷兰革命社会党。德国占领期间参加地下反法西斯斗争，1942年被纳粹杀害。

  核心提示

  谈到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大”，人们都不应忽略那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在华近三年所做的工作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尤其是中共的创建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都有马林付出的辛劳。

  ■陈独秀被捕，马林将他营救出来，随后又面见孙中山为国共合作牵线

  “一大”结束后，陈独秀从广州回沪主持中央工作，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也经常协助。此时，马林力劝中共应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陈独秀出于自尊开始不愿接受。不久陈被捕，靠马林动用了共产国际拨给的几千元活动经费打通关系才得以释放，就此陈独秀感到中共在自身没有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外援十分重要，同意参加共产国际。

  马林根据在爪哇的经验，认为目前只有几十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应与号称拥有几十万党员的国民党合作，才能推动民族运动并使自身获得大发展。为此，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由翻译张太雷陪同，于1921年末前往桂林会见了孙中山。马林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并介绍了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孙中山马上兴奋地表示，这与他的民生主义原则相符合，自己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思想却基本一致。此行虽然没有正式达成合作协议，却为后来孙中山确定“联俄容共”政策最早牵了线。

  1922年以后，马林又协助组织中国工人运动。开滦煤矿同盟罢工时，他不顾因是外国人容易暴露的危险，在中共党员陪同下深入肮脏黑暗的矿区井下，同工人谈话并进行动员。

  马林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参加了中共“三大”，会上确定了用加入国民党的形式进行国共合作，这正好与他在爪哇的经验相近。不过，对于共产党人如何保持独立性及警惕国民党右派反共，马林未能很好地认识，有些意见也颇有强加于人的味道。翌年，他返回莫斯科，与共产国际东方部产生观点分歧，便辞职回国担任荷兰共产党的领导。1927年中共大革命失败后，马林曾深有感慨地对熟悉的中国同志说：“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

  1927年以后，斯大林大力反对托洛斯基反对派，马林因同情托派脱离了荷共并自建革命社会党，后来他又拒绝参加托洛斯基的第四国际。荷兰沦陷后，马林又奋不顾身地投入于地下斗争，秘密编辑发行《斯巴达克》报号召人民反抗德军的占领。1942年，荷兰地下抵抗组织遭受破坏，马林被逮捕，英勇不屈终遭杀害。

  ■马林在中国所做的工作应被肯定

  当国际资本主义列强以残酷的侵略和压迫把世界广大不发达国家都纳入世界殖民体系后，各国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便遥相呼应连成一片，共产国际这一组织形式正是在此背景下于1919年出现。马林作为一个荷兰人，能在印尼和中国的早期革命斗争中起到组织和传播先进思想的作用，正是那一特定历史条件所造就的。不过，后来的国际形势也证明，坐镇莫斯科来遥控其他诸多国家的革命，显然要犯瞎指挥和苏联利益至上的错误，共产国际于1943年解散及各国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又成为历史的必然。

  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看，托洛斯基派在国际共运中虽打出极“左”的旗号却未能起什么积极作用，此间马林的活动难以肯定。不过，从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看，衡量一个政治活动家是否有功绩，就要看他是否代表当时的先进思想文化和生产力，是否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从这一根本标准衡量，马林在中国近三年的活动从主流上应该肯定，他的功绩也应被人们怀念。

  （综合《北京青年报》、《内蒙古党史》）

  ■大会进行到第八天，有密探闯入会场，马林马上宣布散会转移，随后国内代表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为了联络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李大钊因事难以脱身，便派张国焘陪马林赴沪。因原来陈独秀主持的上海组织负责联系各地，他们到那里时，陈已去广州任职，马林便帮助李达等人向几个城市的组织发信邀请。在暑假来临师生放假后，来自学校的代表们便到上海李汉俊的家聚集。1921年7月23日，“一大”正式召开。中共中央在延安最早纪念“一大”时，因当事人记不清准确时间，便取7月的月首为建党纪念日，以后一直延续下来。

  当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12人和陈独秀个人的代表包惠僧到会后，马林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尼可洛斯基（俄国人）也一起出席了会议，并首先代表共产国际致以祝贺。当时中国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多对马列主义建党理论了解不多，马林在会上的介绍起到不小的作用。参加过“一大”的包惠僧回忆说：“马林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研究，他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他的介绍下开了眼界。”

  7月30日晚上，中共“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程是由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晚上7时许，会议还没有开始，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说完后就急忙走了。那位不速之客叫程子卿，当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

  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885年，米店学徒出身，读过三年私塾。程子卿不会讲法语，但臂力过人。他与黄金荣结拜为兄弟，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先是做巡捕，后升为探长。马林见此情景，机警地说：“这一定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按照马林的布置，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以外，立即离开了会场。十几分钟以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结果他们扑了一个空。李达回忆说：“当时真危险，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

  遭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问题就出在马林的身上。因为马林是荷兰人，他曾在荷属爪哇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当局驱逐出境，一些帝国主义国家都知道马林是一个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革命党人，对他的行踪特别注意。他奉命离开莫斯科来上海时，途经维也纳，向奥地利政府当局领取来中国的签证时，就被拘留了6天，后来在朋友和律师的帮助下才获释，他被维也纳警察局驱逐出境，并被吊销了护照。奥地利政府还与马林打算路过和要去的国家和地方联系，要这些国家和地方当局密切注意马林的动向。当荷属爪哇当局得知马林可能到上海时，立即通知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要他们监视马林的行动。马林一到上海，就引起了荷兰驻沪总领事馆的注意，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法国巡捕致上海荷兰总领事函件中记载：“6月3日，斯内夫利特（马林）乘意大利的阿切拉轮到达上海，住南京路东方大旅社，自称安德雷森。6月14日离开东方大旅社，到麦根路32号一家公寓住宿。”这就说明，马林当时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了。马林对自己被监视是有所觉察的，特别在“一大”召开期间，他就有提防。周佛海在1942年1月回忆说：“‘一大’开到第四晚时，还是马林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要换个地方。我们在此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会引起巡捕的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仍在原地……（后来）出了事。”

  当晚12时，多数代表集聚在李达的住处，商议该如何继续开会，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十分热心，她提议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当场得到大家一致通过。嘉兴是王会悟读书的地方，她对那里的情况十分熟悉，7月31日黎明，王会悟乘头班车先到嘉兴，租了一条游船并点了一桌酒席，上午10时代表到了嘉兴，王会悟扮成舞女，一旦发现有异常举动，代表们就假装打麻将。马林因为是个外国人，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就没有出席最后一次会议。

  ■马林被列宁看中派到中国，同李大钊接触，倡议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人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在苏俄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帮助下开始建党工作的，然而最早他们正式派出的代表是一个以“马林”之名活动的荷兰人。

  本名斯内夫利特的这位荷兰革命者，于20世纪初在其国内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影响，认识到资本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压迫的残酷。1913年，他在荷兰驻爪哇的一家贸易公司找到一份书记的工作，荷兰社会民主党就委派他到那里开展工作。斯内夫利特乘船越洋三个月到达雅加达上岸，接着到设在三宝垅的公司就职。上岸后，他对当地工农的困苦生活感到震惊，荷兰殖民者开办的以制糖为主的工厂里发给工人的工资每天不到半个弗罗林，只够勉强糊口。于是，他与同情工人的当地人接触，同他们一起发动工人，于1914年创立印尼社会民主联盟，进行反对荷兰资本家的斗争。

  当时在荷属东印度最大的群众组织是爪哇的伊斯兰教联盟，虽带有宗教色彩却也进行反殖民斗争。斯内夫利特便让信仰马克思主义却力量弱小的社会民主联盟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伊斯兰教联盟，同时仍保留原来的党组织，这种“跨党”合作的方式有力地推动了当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他被荷兰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后，于1920年以“马林”之名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介绍了在爪哇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情况。大会对他的经验很重视，并选他为国际执行委员，并担任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秘书。列宁考虑到中国社会带有半殖民地特点，在进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方面与荷属东印度相似，便于1921年向共产国际推荐有这方面经验的马林到中国，帮助建立共产党并开展民族独立运动。

  早在1920年春，苏俄已派魏金斯基以学者掩护身份来华与李大钊等联系，在几个城市建立了分散小组性质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马林于1921年6月到达北京后，通过魏金斯基的关系找到李大钊，提议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马上得到了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