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清末十几年时间，国家财政收支剧增4倍左右，这种增长并非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源于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这些苛捐杂税终于酿成了武昌起义。

  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不得不起用在老家河南退养的袁世凯。而袁世凯的军队在攻克汉口与汉阳之后，停兵不再进攻武昌，提议议和，革命军亦渐起“非袁莫属”之念。

  势不两立的南北双方为何会想坐下来谈判呢？   立宪中坚袁世凯被罢官

  在维新变法7年后的1905年，立宪运动再次成为清朝廷的热烈议程。有意思的是，这一重大转折中，曾经出卖维新派而与光绪皇帝结怨种下恶果的袁世凯，却成为立宪中坚。

  袁世凯步调既定，随即一再奏请清政府尽快实行预备立宪，派大臣出访德、日考察宪法；请王公嫡系赴英、德学习政治、兵备；在天津设立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学社和议事会。1906年8月16日，袁世凯再奏请朝廷预备立宪；两周后，慈禧下诏：“预备立宪。”

  1908年袁世凯50岁生日时，慈禧念其前情，赐他无量寿佛、金佛各两尊……这场祝寿会由此而轰轰烈烈。不过，福祸同行，寿会弄大了，御史参奏袁以做寿为名，广揽财物，结党营私。反过来，慈禧又招袁世凯来严加训斥。袁受惊不小，谢罪出宫时，“从殿阶坠地，跌伤右腿”。

  袁世凯的寿宴结束不足两个月，光绪与慈禧先后辞世。1909年1月2日，光绪之弟摄政王载沣将袁罢官。将他开缺的说辞，正是他跌伤右腿的“足疾”。   清政府举债维系政权运转

  再来看此时中国的大环境。两次战争（甲午战争和与八国联军的战争）所需赔付银两，举外债之外，便是竭泽而渔。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使人民无可忍受。国家与民众的对立，已至空前。

  而且，清末经过短暂的“同治中兴”之后，其官僚集团的贪腐行为，已经弥漫而成“明规则”。举债而维系国家运转的晚清政府，国家之窘与官僚之腐，其间反差可见一斑。

  压迫之下，反抗不可避免。   袁世凯成收拾残局救星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河南洹上村里，袁世凯正在过他退休回乡后的第三个生日。

  武昌起义事发，清政府最初的选择并非袁世凯，而是议定由陆军大臣荫昌督师，率领陆军两镇前往湖北剿办。当时有人记录：荫昌走进来了，他身穿袍褂，脚下却蹬着一双长筒的军用皮靴。他不仅打扮很奇特，而且走上来时，十足地摆出一副三花脸的姿态……当时在座的人们忍住笑，向他“恭喜”说：“有旨意命您督师到湖北去。”荫昌随后就有声有色地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去踢呀？”

  荫昌当然没有一个人马，北洋新军是袁世凯训练出来的。动荡之际，旧制度里生长出来的顶尖者如袁世凯，其积累的资源条件，得以为世人所窥：在袁“退休”的2年8个月时间，前来拜访会晤的各色人等，有名姓可考者，至少有一百二三十人之多。有专家分析说：“罢官固然是仕途一大坎坷，但恰恰是他的这次闲居，坐养了民望。一旦武昌起义爆发，举国上下，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收拾局势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10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两周后，再发上谕，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清政府与袁世凯的角色关系，由此逆转。

  而袁世凯的军队在攻克汉口与汉阳之后，停兵不再进攻武昌，提议议和。这个时候，革命军亦渐起“非袁莫属”之念。南京被江浙联军攻克光复后，南方各省代表选举革命军大元帅，而不选总统——当时双方的意思是，一旦袁世凯同意共和，就由他出任总统一职。   经费奇缺导致南北和谈

  势不两立的南北双方为何想坐下来谈判呢？看看双方当时的财政状况吧。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由国外赶回国内，在这次联合推墙的众人之中，他除了声望之外，并无特殊政治实力。《胡汉民自传》则记录了一则事实：当孙中山大总统宣誓就职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临时大总统朱笔一批：拨20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10枚。

  与革命军交战的另一方，袁世凯所部，粮草与资金，也未必好多少。交战期间，袁世凯给清廷的一道奏折上说：“库空如洗，军饷无着，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袁的主意竟是：旧瓷器发出，变价充饷。这也算得上古今中外战争筹款的传奇了。

  袁世凯当然也求款到驻京公使团。在公使团聚会上，日本人伊集院发言：“你们的显贵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物，理应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什么也没干，他们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

  钱是真的没有了。无论袁世凯之兵，还是革命军，仗是打不下去了，于是便有了南北和谈。

  1912年2月12日，皇太后隆裕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发三道诏旨，第一诏即清帝退位诏。第二天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据《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