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有个特点，那就是深入工厂、矿山、码头、农村，发动群众，到最艰苦和最危险的地方去工作。国民党只有县党部，基层组织就到县。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之后，蒋介石有一个总结，说国民党有上层无基础，这是个重要教训。

  本期坛主：章百家

  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中国外交史研究，发表过大量研究成果，编著了《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简史》、《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等文献著作。

  历史真相需要再发现

  历史很复杂，写历史的过程就是对历史真相的再发现。复原历史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各种文字记载，特别是历史档案。新的档案文献的发现，能帮助我们解决许多历史悬案。例如“一大”召开的时间，我们确定的纪念日是7月1日。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20年时要搞纪念活动，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董必武等3个参加者，谁也记不清楚“一大”是哪天召开的，只记得在7月，于是就定在7月1日。改革开放后，研究者经过多方考证，发现几位参加者在回忆中都提到一件事：开会前一天，上海出了个“情杀案”，于是就去翻老报纸，发现那事儿是22日发生的，这也就确定了“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后来会议转移到了南湖，南湖的会到底是哪天开的，“一大”是哪天闭幕的，到现在还没搞清楚。再例如，我们原来对遵义会议的了解也非常有限，对于会议的情况，当事人都说不太清楚。直到后来找到一份陈云于会后不久写的报告，许多情况才得到证实。

  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因为各种原因，很多事情缺乏档案记录。如皖南事变时，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保存的秘密档案就全部被销毁。作为一种弥补，我们现在十分重视当事人回忆录和对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这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档案的缺失，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实际情况。

  顺带说一下，研究历史时一定要注意历史的过程，标志性事件常常是人为确定的。例如，党成立的标志。我们现在说，“一大”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为何要加“正式”两个字？这是因为“一大”是代表大会，不是成立大会。那时已成立了几个地方性的党组织，我们现在统称这些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党的“一大”标志着全国性统一组织的形成。再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在人们都知道是10月1日。看看当年的报纸，并不那样确定。9月下旬第一届政协会议开幕，《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记者李庄写的报道，就用了“新中国成立了”的提法。过两天，这个提法又不用了。到了9月30日大会闭幕，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天也可以说是新中国的成立日。开国大典是10月1日举行的，是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时并没宣布是国庆日。从过程看，至少有三个日子可以作为新中国成立的标志。

  共产党扎根基层，国民党仅有上层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迅速登上政治舞台，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个是共产国际的指导，另一个是国共合作。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采取的办法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在国民党内进行合作，而不是两党的平等联合。但是共产党有个特点，那就是深入工厂、矿山、码头、农村，发动群众，到最艰苦和最危险的地方去工作。国民党只有县党部，基层组织就到县。在北方军阀统治的地方，危险的地方，国民党县党部的骨干基本上都是中共的年轻党员。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在艰苦和危险条件下进行基层工作的宝贵经验。不要小看这个差别，它对后来两个党的发展、对国共之争的结果，有非常大的影响。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之后，蒋介石有一个总结，说国民党有上层无基础，这是个重要教训。

  大革命的兴起和失败其实都有国际背景，是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革命形势和革命浪潮联系在一起的。据上世纪20年代留德的老同志回忆，当时柏林工人区有两条大标语，一条是“捍卫苏维埃俄国”，另外一条是“捍卫中国大革命”。这种国际背景是中国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外在因素。大革命后来失败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原来强调两条：客观上是反革命势力强大；主观上是党尚处在幼年时期，缺乏处理复杂政治局面的经验。这是对的。当时把失败的主观责任基本放到陈独秀身上，他作为一把手，势必要承担责任；但当时有个特殊情况，就是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能批评共产国际。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援助？我们现在的基本看法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援助对中国共产党的迅速崛起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或根本原因。中国的革命者之所以选择马列主义，最基本的原因是马列主义提供了中国当时最需要的、而其他西方学说都不能提供的思想武器，这就是开展阶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殖民地民族解放，组织纪律严明的革命政党的方法。共产国际派人到中国以后，介绍了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促使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决心在中国成立共产党。这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一功，但大革命后期的失败、共产党遭受的挫折也跟它分不开。大革命的经验说明，由一个遥远的国际革命中心来指导中国革命是不行的。

  共产国际除提供指导外，提供的援助主要是活动经费。当时的党员基本上都是职业革命家，他们怎么生活？就靠组织发生活费，而这笔经费主要是苏联给的。过去有人认为，我们党是靠自力更生的，要钱的事不能随便说。历史地看，凡是大的革命运动，都有国际背景，革命者之间的跨国支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从法国、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都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共产党人之间的相互援助就更不奇怪。

  苏联、共产国际向国民党和中共都提供援助，而主要向国民党提供援助，这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苏联有自己的现实考虑和利益考量，并非把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需要置于首位。换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能否生存下去的关键也不在于有无外来援助。大革命解决了中国共产党迅速登上政治舞台的问题，但还没有解决共产党在中国如何立足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独立自主地解决的，这才是决定中共命运的关键。

  从细节看，新发现很多。再举个例子，怎么看“中山舰事件”，那是不是蒋介石有预谋的反共活动？现有不少研究者依据新史料提出，这是一个偶发事件。当时，蒋同汪精卫之间矛盾很大。中山舰是以蒋介石命令的名义调动，但蒋本人不知此事。所以中山舰到广州后，舰长向蒋介石报到，蒋怀疑是要绑架他，就立刻采取措施，把人给抓了。后来，蒋发现搞错了，紧张得不得了，觉得自己的政治前途就此完结。但后来苏联顾问、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人研究之后，认为蒋介石是中间派，又掌握军队，这个人还得用，所以没对他怎么样。这个结果倒让蒋介石认识到自己奇货可居，成为他公开采取反共立场的一个节点。许多新观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考证。

  实行计划经济，国民党就曾设想，共产党实现了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新中国走上计划经济就是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的结果。这种看法其实过于简单了。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执政者的主观想法固然很重要，但它也必须有客观可能来支撑，不然就搞不下去。新中国能够迅速走上计划经济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

  过去，我们只强调解放前的经济十分落后，现在我们发现，国民党时代的经济体制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实行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管制经济，这同计划经济有不少类似之处；二是所有制结构畸型，官僚资本或者说国有资本占的比例极高。

  新中国一成立，很快就建立起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收官僚资本国营经济就占了大头。按照当时的认识，国营经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实行的是计划经济。

  国营经济很快占主导地位，是中国能迅速实行计划经济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其实，30年代国民党的经济学家就主张搞计划经济，那时欧美大萧条，苏联发展很快。但是一些具体看法，那些经济学家同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事，我们现在还要靠市场恢复和活跃经济，等经济发展了，要进入社会主义时，再实行全盘计划。国民党的经济学家认为，要赶超就得先搞计划经济，学习苏联，等经济发展起来了再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另一个设想上的差别是，共产党的计划经济是什么都要管，国民党的设想是重工业必须有计划，轻工业可以民营。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制订了几个五年规划，但没有力量执行。简而言之，搞计划经济是中国经济学界比较普遍的想法，并非共产党独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冷战。冷战和美国对新中国所实行的孤立和遏制给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当时，政府有个政策，凡有外贸能力的私营企业不搞公私合营，就让它利用老关系还做外贸，但禁运以后，这些老关系都不行了。于是，这些私营企业就想转过来同苏联做买卖，但苏联说我们是计划经济，只同中国的国营企业做买卖。结果，这些私营的外贸企业只能改制。

  这些原因合在一起，就使中国很快实现了单一所有制，并迅速走上全面的计划经济道路。现在一些人强调政治运动的压力，这只是一个因素，并不是决定性的。综合各种因素，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新中国走上计划经济道路是顺理成章的。我们现在也看不出，当时存在什么能吸引中国脱离计划经济道路的因素和条件。

  曲折探索背后的国际因素

  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过程很曲折，其中牵扯的事情很多，也很复杂。现在看不仅有国内因素的影响，国际因素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国际因素首先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影响。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情况与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的情况有类似之处。苏共二十大召开时，斯大林时代留下的许多问题已不能不解决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其实是苏共中央集体讨论的。这个报告最初打算由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做，后来感到这么重要的问题还是应由总书记讲，否则会让人怀疑中央内部有分歧。最后，还是确定由赫鲁晓夫作这个报告。

  得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后，毛泽东有一种思想解放的感觉：斯大林不是全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也遇到很多挫折，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来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八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观点是，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任务主要是发展生产，满足人民的需要。“八大”时也有些分歧，但不是在主要问题上。比如毛泽东认为，“八大”公报里的一句话有毛病，那句话提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不同意这句话的理由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超越生产力。

  那时探索方向是比较正确的，在实际工作中也开始把经济建设置于首位了。但问题是正确的方向为何没坚持往？后来为什么又变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秘密报告的内容泄露之后，在苏联并没有引起大的震动，反而是其他东欧国家发生问题，如影响比较大的波匈事件。1956年波匈事件后，我们党开始重提阶级斗争，最初强调的是必须重视国际阶级斗争，1957年“反右”以后，又提出国内阶级斗争。在“反右”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八大”的结论错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没结束，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是非常大的变化。

  关于“反右”斗争现在有很多研究，我讲一点个人的看法。从整风到“反右”，现在讨论很多的是毛泽东的思想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他是怎么考虑的。看法各式各样，到现在也说不太清楚。我认为，中间过程可能不那么重要，错误主要在一头一尾。首先是把党内整风的办法搬到社会上来并不适宜，是一个错误，由此导致了大问题。这样一搞，形成大鸣大放，社会就乱了。一旦乱起来怎么办？必须收拾局面，所以说“反右”斗争是必要的。但最后打了那么多右派，严重扩大化，而且采取组织处理，这造成的消极影响非常大。其实，1957年经济建设还是按照1956年确定的既反保守、也反冒进、综合平衡的方针搞的。1958年大跃进，经济上开始“左”了。庐山会议之后，党内的不同意见也听不到了，基本变成一言堂，这就很危险了。

  发动大跃进时有个很响亮的口号“超英赶美”，以前认为这是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段录音，毛泽东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出要赶上美国。他说美国现在也没什么能耐，就是比我们多几斤铁。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出现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那时从上到下都想发展得快一些，中央决策出现失误，下面又层层加码，外部又有压力，最终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据《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