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 刘伯垂

  湖北鄂州人，生于1887年，卒于1936年。1920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发起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他，一生憎恨紫色，为自己取了“恶紫”的名号；

  他，曾加入同盟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他，梦想“作为表率者可被流传”，却被历史遗忘，史料寥寥几页纸而已；

  他，是刘伯垂。

  不满军阀辞官而去

  刘伯垂憎恨紫色，他将名号取为“恶紫”。

  《论语·阳货》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者，红蓝合成之颜色。朱者，大红色。恶紫夺朱，比喻憎恶以邪夺正，以异端充正理。刘伯垂借此名号警示自己要追求正道，明辨是非。

  刘伯垂出生于书香世家，其父刘弼丞为日本政法大学毕业生。子承父业的刘伯垂，长大后亦东渡日本，就读于明治大学法科。

  在日本留学期间，正是同盟会大发展时期，民主革命思想广为传播。刘伯垂结识孙中山后，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伯垂学成回国当律师。1918年前后，他赴广州，出任广东军政府高等审判厅厅长。

  法科出身的刘伯垂重视法律和民权，尊崇社会发展规律。他认为，“合法者、合乎进发行程者、趋重民权者为善。”

  当“恶紫”情绪高涨时，刘伯垂会拂袖而去，另辟他路。

  他对广东军政府的不满发生在1919年。当年8月7日，孙中山致电广州国会参众两院，宣布正式辞去政务总裁一职，声明今后对军政府之行动概不负责。刘伯垂紧随其后，辞去官职，与旅粤同志自费办起了《惟民》周刊。

  尽管在行动上与孙中山保持一致，但刘伯垂对孙中山的某些策略并不认同。

  在《惟民》周刊的《发刊旨趣书》中，刘伯垂写道：“依赖某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攻打另一方，卒皆特种主义之成功，而非惟民主义之收效。”

  他还强调，思想守旧与依赖某方势力的观点极为危险。“此二念不去，未有能自觉者也。不自觉，宁自动。不自动，宁自决于德谟克拉西（指民主）”。

  此时，刘伯垂开始关注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将之视为“现代专制与军国主义之结束”。

  他疾呼，“当今之世，凡是想保持国家之独立民主，莫不亟之于解放政策”。   1920年夏天，武昌抚院街97号董必武寓所内，7个人围坐在一起。这是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第一次会议。刘伯垂掏出从上海带来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手抄本，低声诵读着。

  至此，共产主义火种经刘伯垂之手，播到了武汉。

  刘伯垂，湖北省鄂城县人，早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1920年在上海被陈独秀吸收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员，不久受陈独秀委托，到武汉帮助筹建武汉党小组，成为武汉支部的重要发起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自行脱党。

  刘伯垂又名“刘芬”，而“伯垂”意为“作为表率者可被流传”。

  然而，历史并没有记住这个革命者。

  研究者罗来文在上世纪80年代耗时4年寻找有关刘伯垂的史料，“最终只有几页纸的故人回忆”。而鄂州市的刘伯垂纪念馆也因寻不到资料，徒有墓地。

  另一位党史研究者廖慧民则将刘伯垂称为“被遗忘的建党功臣”。   武汉小组发起人

  思想转变后，刘伯垂开始行动。

  1920年夏秋，他奔赴上海。这次，刘伯垂没去找当时在沪接触苏俄人士的孙中山，而是直接找到了在日留学时的文字学老师陈独秀。

  多次交谈后，经陈独秀介绍，刘伯垂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很快，刘伯垂接到了第一个任务，去武汉。

  早在数月前，陈独秀曾到武汉讲学。他看到武汉经过五四运动的洗涤，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已开始传播，认为武汉有条件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在陈独秀眼中，刚刚入党的湖北汉子刘伯垂正是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最佳人选。

  动身前，陈独秀交给了刘伯垂三样东西——给包惠僧写的信、建党经费以及进步书籍。

  回到武汉后，刘伯垂首先与包惠僧联络。

  包惠僧，湖北黄冈人，陈独秀到武汉讲学时，包惠僧作为记者曾采访过陈，因其思想激进，工作干练，深受陈独秀的器重。他曾回忆道：“一天，一个同乡的旧国会议员刚从上海回来，我去看他并采访新闻。他是同刘伯垂由广东经过上海才回到武汉的，见我干这一行，就劝我帮刘伯垂办报，或是办杂志，我当时未置可否，不想过了一个多星期，刘伯垂真来找我了。”

  之后，刘伯垂又分别与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郑凯卿秘密联络，商讨建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1920年8月，刘伯垂、董必武、包惠僧等7人共聚董必武寓所，刘伯垂主持召开了会议，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会议推选了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负责组织，张国恩负责财务，由刘伯垂提议，推选包惠僧任书记。   开律师所掩护身份

  随后，刘伯垂用陈独秀交付的建党经费租下湖北警察厅背后的武昌多公祠5号为机关部，门口挂着“刘芬律师事务所”的招牌当掩护。

  在刘伯垂等人的宣传带动下，武汉地区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成长起来。

  虽然已加入共产党，但7人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并不多。包惠僧曾回忆说，“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

  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书籍为他们燃起了火光和希望。这些书籍包括新青年杂志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浅说》，临时中央主办的《共产党》月刊，考茨基著的《唯物史   观》，马克思著的《经济学说》、一些无政府主义书籍以及宣传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小册子。

  成立初期，学习马列主义是成员们的主要任务，每星期支部要开一次会，开会时就由这几个人轮流作读书报告。

  吸纳新党员的步伐，直到1921年10月，中共武汉支部正式成立后，才逐步迈开。

  吸收党员时，刘伯垂主张重点考察革命性。

  讨论律师施洋入党问题时，党内存在较大分歧。陈潭秋认为，施洋有风头主义的倾向。包惠僧拿不定主意，跑去问刘伯垂意见。

  刘伯垂说：“只要他革命，‘风头主义’何害？我们既不是清教徒，又不是学究，怕那些干什么？我同意他加入我们的党。”

  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组建的同时，又传来陈独秀、李汉俊等在沪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消息，董必武与陈潭秋也随即首先在武汉中学建立起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先进青年的组织、党组织的预备学校。

  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由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李书渠等发起，在武汉中学召开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出席大会的共18人。   策反守军攻克武昌

  1921年3月，刘伯垂领导了汉口人力车工人反对增加车租的罢工，取得了武汉建党后的首次斗争胜利。1923年，他又和项英、包惠僧、林育南等人一道，共同组织领导了武汉地区的“二·七”大罢工。

  1923年，中共中央号召共产党员帮助国民党改组。刘伯垂先后负责筹备汉口市党部、湖北省党部、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后以国民党湖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双重的政治身份，似乎是刘伯垂工作中的一大优势。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屡攻不破时，刘伯垂和董必武与攻城别动队司令梁瑞堂联系，利用各种关系，策动了守军宋大霈部6个营起义，为北伐军攻克武昌作出了重大贡献。

  尽管如此，刘伯垂还是感受到了国共合作中两党的差异。

  国共合作时期，刘伯垂等共产党员负责政治、司法类工作，军事大权由国民党员邓演达等人把持。武汉行营期间，时任秘书部主任的刘伯垂与行营主任邓演达关系处理不好，只得回去做省司法厅厅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驻防宜昌的夏斗寅出兵进攻武汉。5月，刘伯垂参加会议，讨伐夏斗寅的叛变行为。会后，武汉三镇召开群众大会，通电声讨夏斗寅。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举行“分共”会议，与共产党决裂。

  数日后，刘伯垂、董必武等一批在湖北省政府任职的共产党人登报声明，辞去国民党的一切职务，并遵照共产党的指示转入地下。

  当年年底，汉口公安局局长林逸圣带领军警，在汉口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因查抄刘伯垂寓所的领队是刘的同乡，刘幸免于难，随后潜返日本。不久，刘伯垂脱离中国共产党。翌年回国，隐居上海。

  党史学家认为，关于刘伯垂“脱党”前后的细节，目前难以考证。

  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5月，陈铭枢、蔡廷锴在福建准备反蒋抗日，派去与中共联系的人正是刘伯垂。

  “福建事变”后，刘伯垂赴闽，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该政府被迫解散后，刘再度返沪。回到上海，刘伯垂并未谋事。他肝病缠身，生活清苦。

  1936年秋天，刘伯垂在上海病逝。（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