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
纪念建党90周年
系列
风云人物
【人物志】 林伯渠
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生于1886年,卒于1960年,湖南安福(今临澧)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长征等革命活动,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第二届副委员长。
他为人温和,但理想炙热;他处事变通,但立场坚定。他一直在为民族独立不断实践探索,他加入同盟会,投身民主主义革命;加入共产党,“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拯救中国”。
他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他是国共合作时期两党的桥梁。
赴日求学:探索革命路
1905年盛夏,日本东京赤坂区。
一所别庄内悬挂着“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的会标,会场内拥挤不堪,一面墙壁甚至被挤垮,孙中山正在演说:“大好河山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无可羞之极乎?”
此时的林伯渠,是以国内西路师范第一名的身份到日本东京求学的进步留学生,读邹容、陈天华的文章和当时日译的欧美书报,希望能“真枪实弹地干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
演说上,提倡民主共和的孙中山,将当时中国不理睬政治的进步比喻为“懂得了铁路原理还要用畜力拉车”,林伯渠对此非常欣赏,会后拉着黄兴和宋教仁去见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
回国后,林伯渠密使东北,彼时慈禧太后为讨日本人开心,决定割让间岛,林伯渠给东三省总督军事参议吴禄贞出主意,让他以“割地代表”的身份当幌子,席间诱使日本人拿出皇上割地的手谕,再想办法撕碎手谕,阻止了日本侵吞领土的阴谋。
武昌起义前夕,林伯渠奉命在湖南常德新军和巡防营中策动起义,虽然起义最终成功,但革命党人仅仅执政了10天,就被立宪派谭延闿篡夺了革命政权。
1913年7月间,林伯渠因二次革命失败,再次到日本,孙中山也在日本创立中华革命党以期重整旗鼓,为了避免辛亥革命的教训,孙中山要求入党者只能服从自己,按手模盟誓。这遭到了汪精卫和黄兴的反对,认为按手模只是江湖规矩,革命党人不应如此。就在会场陷入僵持时,林伯渠说,革命须志同道合,不应群龙无首,“打手模宣誓,总比乌合之众强,我愿跟随孙先生!”言毕涂上印泥,“啪”的一声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了下去。
核心提示
1917年,林伯渠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
和中国许多先进分子一样,这种变化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始的,不同的是,林伯渠转变的基础,与他10余年的革命实践有关。
“这些时候,一些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时常苦恼着我。”林伯渠所说的“这些时候”,正是指辛亥革命以来,护国、护法运动接连失败。
加盟同盟会,开启了林伯渠探索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那个率先按下的手模,带动了一批革命之士投身推翻军阀统治的浪潮;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他为找到民族独立的希望无限振奋。
“无论什么时候自己总跟着进步的方向走,毫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60岁时,林伯渠如此自我评价。
国共合作:尽心搭桥梁
1920年冬,林伯渠见到了陈独秀、李达和邓中夏。为了考验林伯渠,陈独秀让他谈谈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革命形势的看法。林伯渠讲了从辛亥革命果实被篡夺,到二次革命的失败;从护国护法运动的受挫,到五四运动的探索。他说:“要革命,依靠军阀打军阀行不通,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拯救中国。”当天,林伯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被安排在孙中山的身边继续工作。
1923年,林伯渠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当时,共产党已经同意和国民党合作,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林伯渠的介绍下,张太雷、刘少奇、彭湃等共产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依靠这些共产党员的帮助,国民党也开始在一些省份建立秘密党部。
当时,发展国民党的工作还处在秘密时期,依靠林伯渠的牵线搭桥,北方和湖北的国民党组织,都在这个秘密时期,通过共产党的帮助发展起来。
游说反蒋:正色摆立场
林伯渠也致力于推动工人农民运动,为了支持省港大罢工,他在广州主持召开欢迎罢工工友大会,在有800多名工友的会场上,他鼓励工友,“罢工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现在肃清了反革命派,统一了广东,这是罢工的胜利。”
组织农运也使得林伯渠遭受一些人的憎恨。
一次,林伯渠化装成商人搭乘民船回老家湖南临澧,同船的一名绅士听出他是当地口音,就聊起了林伯渠,“林祖涵这个人可不是好东西。”“怎么,难道他当土匪了?”林伯渠故意反问。
“简直比土匪还恶!”乡绅骂道,“他现在是农民部长,和共产党一起搞兴农会,凡是家里有几亩田,手里有几个钱的,都过不了安静日子,我还是悄悄跑出来的。”
看见乡绅仇视农民协会,林伯渠接过话头,“我看你不用东躲西藏,只要钱来得明白,不坑人,你怕什么?早些回去,该退就退,该赔就赔,农会的人不会难为你的。”
看林伯渠说得在理,乡绅不吭声了。
外表低调平和的林伯渠,也有情绪爆发的时候。
1927年四、五月间,蒋介石背叛革命,林伯渠受武汉革命政府委派,去说服他比较熟悉、曾共事过的国民党将领反蒋。对方反而劝告他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可以得到保护,仍然可以做官。
林伯渠当即厉声道:“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是两条路,你走你的路,我也继续走我坚信是正确的路,绝不后悔,希望将来我们还有合作的可能。”
事后,他被蒋介石反动政府列为“要犯”通缉,告示贴遍整个南京城。
坚持路线:暗护邓演达
1926年,林伯渠到第六军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很早就主张共产党要掌握军队,在组建国民党革命军第六军时,曾建议中共广东省委多建几个师,但当时省委主持军委工作的人认为北伐时机不成熟,反斥责林伯渠有军阀思想。结果北伐时,第六军兵力仅有3000来人。
第六军攻克南昌后屯守九江,一天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来到驻地,因对蒋介石在迁都武汉的事情上出尔反尔不满,蒋介石通知第六军军长程潜扣留邓演达。程潜知道事关重大找林伯渠商量,“难啊,扣人,天理不容;不扣,难以复命。”
见程潜为难,林伯渠说,蒋介石想杀鸡儆猴,以为如此可以阻止迁都武汉,“择生(邓演达)力主迁汉,不仅不能扣留,还得小心保护。”为了保险,林伯渠特意交代士兵,除了军部首长,任何人不能进入邓演达的住所。
为这件事,邓演达对林伯渠十分感激,回到汉口后,便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揭穿了蒋介石的阴谋,谴责蒋介石政权“背离中国人民,是军阀、官僚和地主的工具。”(据《新京报》)
结识挚友:踏上新征途
在日本,林伯渠结识了李大钊,两人成为知心好友。1916年,林伯渠受中华革命党派遣,回国参加反袁斗争,但和李大钊之间仍保持书信来往。
就在林伯渠与堂兄林修梅在湖南郴州、衡阳一带抗击北洋军队时,他从李大钊的来信中得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他拿着信走进林修梅的营房,说起中国军队的现状,林伯渠说,“军队本是人民的,现在政府却把它变成特权阶级的护身符,借维持秩序的名义欺骗军人服从。”他想效仿苏俄的做法,把护法军建成工农军队,但在当时无法实现。
1920年,林伯渠奉命到上海开辟工作,由于经费困难,虽然每天奔波于十里洋场,但林伯渠的身上经常不名一文。
女儿林秉蘅回忆:“父亲在上海住在一个小糖果店的阁楼上,这家店是当时工作的掩护场所,每次能领很少一点儿生活津贴,还要帮两个兄弟读书,生活艰难,又不便常在店主家蹭饭,平时就吃点干粮,白开水泡馒头,过些时候才能在小饭馆里吃一顿咸泡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