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下旬，聚集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陈公博、周佛海是最坏的典型。二人会后不久便退党，接着参加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两人又随汪精卫叛国，成为臭名昭著的汉奸。严格地说，此二人从来没有真正在思想上加入共产党，只是一时因追求新奇而对共产主义理论有点儿兴趣，随后便不愿参加艰苦危险的建党工作，为个人追名逐利，变成共产党的敌人，且成为民族败类。后人看陈公博、周佛海政治转向的轨迹，都能看出一个规律，便是为个人利益而无政治原则操守，朝三暮四，不过在革命的大浪淘沙中，这种泛起的沉渣最终会被沉淀。

  陈公博

  没有固定信仰

  只想从政做官

  陈公博，1892年生于广州北门的一个官宦之家。191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这个“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摇篮”中接触到共产主义，却只是出于对一种新学说的好奇。他同时感兴趣的，还有美国的自由思想，从总体上看是一个没有固定信仰的政治摇摆者。此外，他受家庭影响，从小立志要当官从政。

  “一大”讨论期间关心能否当官

  1920年夏，陈公博结束了北大的学业返回广东，参加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群报》并自任总编辑。同年12月，陈独秀来到广州帮助建立共产党组织。陈公博受这个在北大期间便崇拜的陈独秀的影响，经过动员，同意参加建党活动，在共产党广州运动中负责宣传。

  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陈公博，志向仍是能到政府中做官。中共“一大”召开前，陈独秀因公离不开，广东小组便推他为代表。

  “一大”会议讨论期间，陈公博关心的也是能不能参政当官。因多数人反对共产党员到旧政权中做官，陈公博后来回忆说感到“心内冷然”，导致“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未去嘉兴开会 携妻游览西湖

  去上海参加“一大”时，陈公博还带着新婚妻子，并拟订了游玩计划，完全视严肃的建党会议如学术活动，还兼顾着个人蜜月旅游。

  “一大”开到最后，因为有可疑人员闯会场，又遭到法租界警方的搜查，参加“一大”的代表要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陈公博接到转移通知后，却拒绝去嘉兴继续参加会议，而是带着老婆去游杭州西湖。

  一日两惊吓破胆 “一大”闭幕未出席

  “一大”在法租界的“李公馆”开到7月30日，因有可疑的陌生人突然闯进会场，代表们分头转移，陈公博认为不会有事而同房东李汉俊留下。不过十几分钟，法国警官、安南巡捕及中国侦探便一起闯了进来。李汉俊、陈公博忙向他们解释，刚才只是北大一些学生在开学术讨论会。由于陈公博说话带着粤语味，巡捕还将他误认为日本人。加上这里是有地位的“李公馆”，巡捕们只是训诫了一番不要搞“过激派”活动便离开。事后李、陈二人庆幸说，若是搜身的话，兜里还有共产党纲领草案，肯定要被抓到巡捕房去。

  陈公博事后越想越害怕，回到大东旅社后，当天晚间又听到楼上有枪声。他后来回忆，当时“感到好像成了福尔摩斯案中人”，后来才知道旅馆中发生了凶杀案。经过这一日两惊，据周佛海回忆，陈公博夫妇“吓得魂不附体”。

  陈公博回广东后，对当地共产党的活动便很少参加，并联系出国留学。他还违反中共中央规定，写文章支持陈炯明，想以此为个人升官铺路。中共中央对陈提出批评，陈公博便给陈独秀写信表明：“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

  1923年春，陈公博赴美国留学，出国前声明与中共决裂，组织上也开除其党籍。

  朝秦暮楚 沦为二号汉奸

  脱党的陈公博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为吸引外国人，他的论文便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并附上还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一大”党章。在此文中，陈公博还要人警惕共产党发展，表明他已站到反共立场上。

  1925年春天，陈公博从美国回到广州，随即加入了国民党。他投靠汪精卫而深受信任，几个月便升任中央党部书记、广东省农工厅长、中央农民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陈公博青少年时当官的理想，就此得到实现，使他把自己的命运同“知己”汪精卫捆在一起。

  陈公博追随汪精卫同蒋介石争权夺利几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各派暂时联合，他作为汪派代表就任国民党行政院实业部长，却受到蒋介石的冷落，只能“酒杯浇尽牢愁在”。

  全面抗战开始时，陈公博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民众训练部部长，却对战争前途完全失望，于1938年末追随汪精卫离开重庆前往日占区。1940年汪精卫于南京建立伪政府时，陈公博成了二号人物。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治病时一命呜呼。陈公博继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日本投降后，他在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时成为头号典型，于1946年6月在苏州被处决，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周佛海

  野心未遂竟私奔退党

  在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中，有一个与陈公博同样声名狼藉的人物，那就是周佛海。他参加共产党活动时就野心毕露争地位，一旦权力欲得不到满足，便带女人私奔日本，后来回国又一头扎向国民党，当过蒋介石的秘书。抗战时他又追随汪精卫降日，见日本大势已去又秘密归顺戴笠的军统。可以说，周佛海从来就不是革命者，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家。   党内第一个冒充领导的骗子

  周佛海是湖南省沅陵县人，1897年出生于一个乡村小地主家庭，从小一心想出人头地，靠小聪明成绩也比较突出。他按照乡村习惯在家娶妻并生育一子一女，后于1917年东渡日本留学。他虽考取了公费仍感生活困窘，要靠稿费弥补。曾一度对权贵统治社会相当不满，对俄国革命和当时在日本流传的社会主义书籍产生了兴趣。1943年他在回忆录《往矣集》中谈到参加共产党的动机说：“诚人不讲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领导者”。

  1921年7月，周佛海在日本收到李达来信，得知中共“一大”要召开，便以赴日本留学生的代表身份参加，其实在日中国学生中并没有党组织。会议期间，他与湖南同乡毛泽东同住一室。他最感兴趣的是自己的地位。其实在嘉兴南湖的选举中只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中央局，并无他的位置。周佛海却利用许多人不知内情，对外谎称中央领导是陈独秀为正，自己为副，成了中共党内第一个冒充领导的行骗者。   携情人私奔后 脱离组织活动

  中共“一大”结束后，因两个月内陈独秀未到沪，周佛海便留在上海自封“代理书记”，与同样有领导欲的张国焘就谁来主事的问题激烈争吵。陈独秀回来后，让周佛海到湖南、湖北传达共产国际精神。周佛海到长沙后先找到“一大”时相识的毛泽东，谈完工作就去找熟人喝酒，闹了整整一个通宵。据当年中共湘区的老同志回忆，毛泽东对周佛海这种做派很看不惯，认为他简直不像个革命者。

  周佛海回到上海后，《时事新报》突然揭露出他家有发妻和儿女，“现在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人的女公子杨淑慧大谈恋爱，看来要再度做新郎了”。杨的父亲看到这则消息怒不可遏，拿着报纸找到周佛海住所，大骂其犯了诱骗良家妇女罪。周佛海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找到杨淑慧，同组织不告而别悄悄离开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儿岛结成事实夫妻。党内有人嘲笑此人为拐走一个女人便离开党。但是也有人说，当时日本警察对共产党活动防范甚严，也风闻一些周佛海在国内的政治倾向，便常派便衣来监视，周佛海感到革命会有危险才从此不参加革命活动。   不顾周恩来劝说 声明脱离共产党

  1924年，周佛海从日本留学结业回到上海，因名义上还没有脱离共产党，所以找到在国民党宣传部“跨党”兼秘书的毛泽东，想了解情况再做打算。正好此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汪精卫来到屋内，经毛泽东介绍，汪、周相识。

  汪精卫欢迎他加入到国民党中来。周佛海感到这样便于实现个人欲望，便自行前往广州，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兼广东大学教授。有了这种升官发财的机会，他就不顾周恩来劝说，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   投汪投蒋再降日 反复无常

  1927年春天周佛海投奔蒋介石后，被任命为中央军校总教官，一度当过蒋的秘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又被蒋介石提升为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及代部长，成为“蒋委员长”贴身的办公机构负责人。

  后来，随着日军深入中国国土，周佛海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不惜丢弃起码的气节，再度投机。面对汪精卫声言的“再战必亡”，周佛海随声附和组成了“低调俱乐部”。汪精卫对这个曾被称为“千万不能共事的人”又重新欣赏，二人秘密商议后一致认为应抛弃蒋介石同日本议和。1938年11月，周佛海随汪精卫逃出重庆降日；1940年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时担任了伪中央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长等职，成为继汪精卫、陈公博之后的第三号大汉奸。据说，没想到周佛海会叛己而去的蒋介石，也大骂此人“真不是东西！”

  日本投降后，大汉奸周佛海被抓。他在狱中自感人生彻底失败而愁苦异常，心脏病发作，求保外就医也遭拒，于1948年在绝望中病死。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