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

  纪念建党90周年

  系列

  风云人物

  【人物志】 黄负生

  生于1891年，卒于1922年。原名凤清，安徽休宁人，1913年起任武昌中华大学教员，1917年与恽代英等组织互助社，五四运动时参加领导武汉爱国学生运动。1920年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中共武汉区宣传部部长兼党刊《武汉星期评论》主编。

  他以笔为枪，揭露那个时代残酷的现实。他传递真理，唤醒人们革命的觉悟。

  在教书的课堂上，在青年们的心中，他播下了正义的种子；在工厂，在码头，他点燃了斗争的烈火。

  先锋师者

  向学生讲授新事物

  黄负生自幼丧父，家境贫困。在母亲的教导下，读书卖文为生。

  他的文章多关注于社会底层人物，1921年10月，在上海《平民报》上发表的《婚姻制度下的普遍哭声》中，他写道，“我想一脚踢翻吃人的‘礼教’！”

  事实上，黄负生在学生时期就曾尝试踢翻旧势力。在武昌昙华林工业传习所读书时，他和同班好友研究“白药”（氯酸钾）和“红药”（红磷），试图为起义的革命党人供应制作炸弹的材料。

  1917年，黄负生在武昌中华大学任教，他与学生恽代英成了莫逆之交。二人共同主编校刊《光华学报》，还成立了武汉地区第一个进步社团——互助社。这个过程中，黄负生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在武昌中华大学任教的同时，黄负生也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让黄负生看到了中国争取民族独立的希望。

  一天，黄负生在讲台上问学生：“现在是公历多少年？”

  学生们异口同声道：“民国六年。”

  黄负生纠正说：“现在是公历1917年，知道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影响世界革命的大事吗？”见同学们不知道什么是革命，黄负生把俄国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始末全盘讲给学生们。

  学生们接受到了新事物，此后，每到黄负生的课，学生们总是座无虚席，外班的同学也会挤在窗边旁听。

  核心提示

  “我可不是投降环境的人啊！所以我宁愿这样——死。”1922年，黄负生在遗书中表示自己绝不妥协。

  这一年，黄负生3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仅一年。

  因其主编的刊物批判中华大学校长陈时，遭到打压。黄负生一病不起，在遗书中，他称自己是“无抵抗力的人”。

  临终前，他希望好友担负起“推翻现制度，建设新社会”的重担，“向着腐旧而万恶的社会，勇猛地开炮。”

  教师黄负生，1921年加入武汉党小组，负责宣传工作，主编党刊《武汉星期评论》。毛泽东曾评价“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

  92岁的黄铁至今还能背出父亲黄负生写的诗句，“天地山河有情无情，皆能觉照本体，却不留纤微尘影——这便是菩萨心。”

  她说，父亲在自用镜面背后写的诗句，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他是一个眼里容不得纤微尘影的人。

  白扇传书 掀起商人罢市运动

  五四运动中，恽代英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主持武汉学联，恽代英遇有问题常去黄负生处商讨。

  6月的一天，黄负生与恽代英等人在汉口华商跑马场召开万人国民大会，赴会者有工人、商人、农民、学生。会议的主题是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响应京沪带头掀起的爱国运动，但在发动商人罢市的最后时刻，因反动军阀禁止散发传单，如果被抓到不仅有生命危险，整个运动也无法开展。

  恽代英问黄负生怎么办。黄负生立即买来四把白色折扇，扇面以墨笔书写“定于本月某日起为了救国，全市商店罢市，此扇请速传观”。

  当时，底层市民对爱国运动深表同情，黄负生的“白扇檄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商人罢市成功，使武汉的爱国斗争进入高潮。

  武汉党支部书记包惠僧在回忆录中称：“在五四运动中武汉方面所发出之文电及宣传文章，多出于负生同志之手。”

  在黄负生的影响下，他曾经的学生林育南、刘仁静、恽代英、李文宜、夏之栩等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

  以笔为枪 揭露军阀本质

  1920年，黄负生和同仁创办《武汉星期评论》，主张改造社会、改革教育、妇女解放、批评时政。

  梁启超来武汉讲学时，黄负生将矛头对准了梁，那一期的《武汉星期评论》特别出版“欢迎梁启超”专号，批判梁启超的改良思潮。

  据当年撰稿者何定杰回忆，文章的题目和内容都由黄负生指定。

  主编《武汉星期评论》，黄负生耗费了很大精力。通常，从汉口编印完《武汉星期评论》，黄负生都是搭夜里11时最后一班轮渡回武昌。

  1921年，身为“长江三督”的王占元，由于长期克扣军饷，侵吞军费，兵变迭起。王占元为了收买人心，出售平价米，窘困断炊的黄负生赋诗“不忍受此贶”，拒买平价米。

  在湖北自治运动的推动下，北京政府准免王的职务，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就在人们为自治运动的胜利喜悦时，黄负生在《武汉星期评论》发表了《军阀脚下的自治》，用笔为百姓揭开自治运动的实质。黄负生说，自治运动脱不开地方军阀，归根到底是军阀脚下的自治，受军阀的施与，受军阀的卵翼，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打倒军阀政治。这篇文章，成为黄负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最初尝试之一。

  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后，需要找个地方作为党的机关，但那时租房子的人最好要有家眷。当时，只有担任宣传委员的黄负生有这个条件。1921年9月的一天，包惠僧、陈潭秋等人找到黄负生。决定由黄负生妻子王纯素出面租房。

  10多天后，王纯素找到湖北女师学生杨金莲，租下了黄土坡27号一栋两层楼房。黄负生是名义户主，王纯素是名义上的主妇，以住家和办报掩护武汉党机关。除黄家人，陈潭秋、包惠僧、刘子通、李汉俊等人也住在那里。

  穿粗布长衫的工人和剪了短发的女学生常出入于此。每到星期天，这栋两层楼房里要开好几个会。一个房间里开社会主义青年团会，一个房间里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有一个房间里开妇女读书会。有时，陈潭秋、黄负生、刘子通等人在一楼讲演，厅房也坐满了人。

  傲骨“硬汉” 宁可穷死，也不要一文臭钱

  “我宁可穷死，也不会要你一文臭钱。”1922年，病重的黄负生掀开破旧的棉被，腾地起身，一把推倒高摞的银元，咳嗽不止。

  前来示好的中华大学校长陈时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退。

  数月前，黄负生主编的《武汉星期评论》揭露了中华大学克扣教职员工薪水、贪污作弊的行为，文中直称，“校长把学校当衙门，自己当上司，教员当僚属，勾结官厅，营私舞弊。”

  校长陈时看到文章后暴怒，于是指使一帮打手，威逼黄负生交出原稿与撰稿人名单。

  黄负生严词拒绝了。

  陈时随即召集中华大学教职员会议，在会场上威胁利诱黄负生，黄负生说，主编有权力保护投稿人的安全，“我们是要维护揭发黑暗和弊端的投稿者的，还打算继续揭露你们呢！至于名单，你们问问自己有没有贪污的行为吧！”

  陈时听完破口大骂，命令身边的人将黄负生推出会场，黄负生一气之下病倒。

  在陈时手下执教，中华大学自然是去不了了。紧接着，湖北女子师范学校又解聘了他，黄家的生活更加拮据。

  由于长期劳累患下肺结核，黄负生这次再没能从病床上起来，临死前，他在专门给朋友的遗书中称：“我深望诸君切实负起这重担子，向着腐旧而万恶的社会，勇猛地开炮。”

  对自己的后事，黄负生嘱咐：死后尸体焚化；骨灰任意投置何处……不必另殓寿衣等等，更要避去择期安葬开吊等恶习。

  在中共“七大”上，黄负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