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遭不幸

  连累家人跟自己受苦

  重回鞍山曲艺团之后，单田芳本想安分守己，好好说书。没想到，新的灾难又来了。1966年，“文革”开始，单田芳此前的骄傲和不听话成为众矢之的，他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1969年4月，单田芳被下放到营口附近的干于沟。那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地方，与妻子和儿女分离，又要饱受劳累之苦。从来没干过庄家活的他开始了与土地为伴的日子。单田芳说，那个时候他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城里，一年下来也挣不到300元钱，与从前的日子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后来，因为无法忍受那种生活，单田芳铤而走险从农村跑了出来，当时他“流窜”了很多个城市，从哈尔滨到长春再到沈阳，就像逃犯一样。为了糊口，他学会了“水泡花”这门手艺，当时女儿拿着去百货商场门口叫卖，有一次女儿被10几个人围住，还被带到派出所，单田芳不敢露面，只能偷偷跟在后头。等女儿出来，单田芳哭着说：“都怪爸爸这个倒霉蛋，害你有书不能念，跟着我到处流浪，今后咱不干了。”可是女儿却安慰他：“没事儿，这个地方不让咱卖，咱就换地方！”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4年多，1978年，单田芳终于被恢复名誉、恢复公职、迁回城市，还领到了国家赔偿的10年工资8000多元。那一年，44岁的单田芳终于重返了他最热爱的评书舞台。改革开放之后，单田芳的评书事业又迎来了新的发展。除了到电台讲评书之外，他还受邀到电视台录节目，起初面对镜头，眼前空无一人，他很不适应，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还有两个监听和一个主任，单田芳透过玻璃看得清清楚楚，他就把这几个人当成了观众。有了观众，那种表演的感觉才重新找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