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方急欲利用赴越南吊唁的

  机会接触中方

  1969年9月3日，胡志明去世。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派周恩来赴越吊唁。获此消息，苏联领导层决定派柯西金前往，届时可与周恩来会见。

  9月6日至10日，柯西金在越南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但周恩来有意回避，等柯西金到达越南时，周恩来等人早已回到北京。柯西金转告中国驻越大使馆人员，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以便会见中国领导人。

  一直等不到中方回音的柯西金，已经准备飞回苏联了。9月11日晨，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叶利札韦京被紧急召到中国外交部，通知他中国同意在北京举行中苏两国总理会谈。这时柯西金的飞机已经飞到苏联境内的塔什干了。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到机场迎接。一见面，周恩来就同柯西金紧紧握手，以同志相称。柯西金声明，苏联领导人决不愿意为领土问题打仗。周恩来也立即说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严肃地指出，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

  接着，双方在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进行了3小时40分钟的坦率会谈。显然，周恩来对谈判有着充分的准备，提出了3条建议：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但什么是“争议地区”，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柯西金总结说：“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中苏双方遂将此问题搁置。

  周恩来说：“你们调了那么多军队到远东，到底是谁想打仗……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接着，周恩来缓和了语气：“你说呢？柯西金同志。”

  最终，中苏机场会谈以4条临时措施使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周恩来还顺便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柯西金听到这里，顿觉大事不妙——中美联手将会置苏联于十分难堪的境地。

  林彪的“第一号令”

  柯西金回国后，出于苏联内部原因，对北京会谈没有结论，只是笼统地表示同意在北京开始边界谈判，苏方愿意讨论中方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柯西金没有否认苏联向中国挥舞核武器，更未保证今后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苏联强硬派要求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

  中苏一接近，美国就沉不住气了。美国中情局更是急不可耐，向有关情报部门发出指令，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停留3小时的详细情报。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示警。

  10月17日，林彪为“紧急备战”飞抵苏州市。此时，他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利用谈判做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当天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身份，口授了6条命令。10月18日，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为名，正式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第一号令”产生了很大的社会震动，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

  但战争并没有爆发，中、美、苏的三角关系，由此拉开序幕。（据《同舟共进》）

  “我们的毛主席坚决

  不与坏蛋柯西金通话”

  1969年，中苏虽然名义上是同盟国，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已很久没有使用了。

  3月21日下午，柯西金通过苏联外交官顾达寿给北京拨打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紧急通话。中南海女话务员得知苏方身份后，三次挂断电话，第四次接通时，未听苏方解释完，就很不客气地说：“告诉你，我们的毛主席坚决不与苏联修正主义坏蛋柯西金通话，所以我不能给你接通毛主席的电话！”顾达寿事后回忆，他清楚地听见了中国话里的“坏蛋”一词，但没敢直接翻译给柯西金。

  毛泽东后来获悉此事，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周恩来也指示，应对那位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没多久，柯西金又打来电话，要求与周恩来总理通话。这次女报务员根据事先指示，将电话接到了外交部东欧司。东欧司的负责同志接了电话，尽管说话火药味很浓，但总算是有了正式答复。

  3月22日，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备忘录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经不适合了，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随即，周恩来将此次外交决策向毛泽东书面汇报。毛泽东在书面汇报上写下批语：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中方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中苏冲突箭在弦上。

  1969年8月，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当时，西方要趁机离间中苏关系，炒作苏联领导人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这并非空穴来风，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军方高层反应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基辛格博士（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向他通报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如果苏联动手，美国至少应保持中立。第二天一早，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到尼克松的桌上，“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危。

  经过磋商，美国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中方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以为美方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指出：假如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反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全国上下很快进入“准备打仗”的态势。

  毛泽东的“天马行空”与柯西金的穷于招架

  柯西金瘦高个子，一脸苦相，在苏共政坛几起几落，可谓久经磨炼。他1953年12月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6年被赫鲁晓夫免职，1957年恢复职务，参与了1964年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善于与苏联的高级知识分子打交道。他还颇为时尚新潮，喜爱爵士音乐，还收藏这方面的唱片。在苏共中央，对华政策有“鹰派”和“鸽派”，以柯西金和安德罗波夫为首的“鸽派”相对温和，主张慎重行事。

  早在1964年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等人联手搞下台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苏共中央，祝贺勃列日涅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柯西金当选部长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也联名复电表示感谢。1964年11月初，由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试探赫鲁晓夫下台后的苏共中央的对华政策。但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在祝酒时，居然对周恩来和贺龙说出“我们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搞掉毛泽东，让我们两国关系恢复正常”这样的话。

  中苏关系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两个大国眼看就要断了来往。在柯西金的建议下，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决定，1965年2月，柯西金在出访越南时，要充分利用专机在北京停留加油的机会，与中共高层领导人保持接触，最好能够直接与毛泽东见面或通话，试探一下中国对改善中苏关系的态度，力争缓和关系。

  去越南途中，柯西金停留北京，与周恩来多次谈话。会谈中，周再次申明，中共不参加分裂的莫斯科三月会议，并从大局和侧面劝苏共放弃三月会议，“不要把赫鲁晓夫的这个包袱接过来”。虽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柯西金感受到了周恩来力挽危局的诚心，他喜欢与这位风度翩翩的中国总理打交道。

  1965年2月11日，从越南归来的途中，柯西金与安德罗波夫再次停留北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与毛泽东见面。

  谈及中苏论战，毛泽东说：“我们赞成你们搞公开论战……没什么可怕的嘛。我给罗马尼亚代表团讲过，公开争论，有什么不好，一是天塌不下来；二是树照样长；三是河里鱼照样游；四是女人照样生孩子……”

  柯西金忍耐不住了：“我们主张的公开论战，是理论性的公开论战，而不应在论战中侮辱人或给别人扣帽子。”

  毛泽东马上不无讽刺地说：“那种公开论战不痛不痒，有什么味道呀！”

  两人谈话中出现了激烈争论的场面。苏方的中文翻译一是由于中文水平并不高明，二是被这种两国领导人当面大声嚷嚷的场面吓呆了，感觉无力完成翻译工作，主动要求撤出。于是，由中方的阎明复为柯西金翻译。

  毛泽东话题一转，谈到苏联即将召开的三月会议，话里颇有玄机地对柯西金说：“你在5日、6日路过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同你谈过，他劝你们不要开那个会。我是教条主义者，拥护我的人不多，我倒是赞成你们开会……但我们不参加。”

  柯西金提出异议，说：“这个会不仅是我们自己想要开的，也是许多兄弟党提出来的，而且你们过去也建议过。你应该考虑到莫斯科在去年10月中央全会后出现的新条件和新情况。”毛泽东说：“我们是看到了一些情况。”柯西金说：“我们现在就可以让步，同志式的，出于尊重……”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好啊，我建议你们收回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尖锐批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信，撤销1964年2月全会的决议。”柯西金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这，这，这”，一时竟结巴起来……

  显然，这次会见与柯西金设想的主题不一样，毛泽东的谈话看似非常轻松，实际上非常严厉。柯西金硬着头皮再次提议中苏两党应重视改善关系，并希望停止公开争论。毛泽东对他说：“论战就是打笔墨官司，也死不了人，我们两党的原则争论还要继续下去，马克思主义不怕争论嘛，但国家关系应该得到改善。”

  柯西金问：“要争论多久？”毛泽东答：“一万年，看来少了不行。”

  柯西金说：“太长了吧？如果我们能经常见面，有些问题可以提前解决，用不了一万年。”

  毛泽东诙谐地说：“我同意你的意见。看在你的面子上，可以减少点儿时间……从一万年减到9000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

  柯西金再也无法忍耐，气冲冲地说：“毛泽东同志，您如果到莫斯科的话，我们可不会同您这样谈话的。”

  毛泽东毫不理会，顺便对赫鲁晓夫“踢了一脚”，说：“赫鲁晓夫不是下台了吗，你们不是不喜欢他吗，你们可以把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他会成为一位好教员的，反面教员……”

  在毛泽东天马行空的风格面前，柯西金怎么招架得了。一直到双方告别，还是没有进展。柯西金这次的北京之行无果而终。

  核心提示

  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苏共高层中的“鸽派”柯西金曾多次到访中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数度会晤，其间一些颇有意思的故事和细节，是人们未必完全知晓的——

  1969年3月2日，中苏两国积蓄已久的怒火终于在边境小岛找到出口——珍宝岛战役打响了。4200多公里的漫长边境开始弥漫着火药味，两国关系空前紧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急着要与中国最高领导人沟通……

  在苏共中央，对华政策有“鹰派”和“鸽派”，以柯西金和安德罗波夫为首的“鸽派”相对温和，主张慎重行事。在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的上世纪60年代，柯西金是唯一多次到访中国的苏联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