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

  人物：杨文昭、刘梅英

  结婚那会儿

  还没有结婚证

  □晨报记者 张小娜

  实习生 胡皓婓

  8月4日，记者在市委三号院的小花园中，见到了正在乘凉的杨文昭和刘梅英夫妇。1944年，17岁的刘梅英嫁给了19岁的杨文昭。杨文昭告诉记者，当时结婚没有结婚证书，也不叫结婚，就叫娶媳妇儿。

  “解放前多穷啊，别说彩礼了，能吃上饭就是好的了。结婚的时候就是把双方的亲戚叫到一起，吃了顿汤面条，让亲戚知道我们两个结婚了。那时候都是父母包办的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前谁都没见过谁，等到结了婚，才见着对方。”杨文昭说。

  杨文昭告诉记者，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大旱，夏秋两季绝收，旱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当时，刘梅英和杨文昭都逃荒逃到山西。刘梅英投靠了山西的亲戚，杨文昭给八路军修桥。等到1944年回家，两人才知道家里大人给包办了婚姻，两个从未见过面的年轻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因为是父母包办的婚姻，结婚前双方都不认识，婚后一年的时间里，“两个人都不敢跟对方说话。”杨文昭说，刘梅英老人则笑着说：“那时候家里大人让干啥就干啥，让叫‘婆婆’就叫‘婆婆’……”

  1955年，在安阳太行事业公司煤矿工作的杨文昭，从安阳调到了当时的“安阳矿区”（也就是现在的鹤壁市），第二年刘梅英老人也迁到了这里。1949年解放以后，两人才有了他们第一个孩子。两位老人总共养育了5个子女，如今最大的孙子已经参加工作了，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杨文昭老先生说，5年前，自己的双眼因为白内障、青光眼等疾病而失明，因为身体原因没办法进行手术，现在每天都是老伴儿拉着自己在附近转转。“她就是我的眼睛，我的拐棍啊。”杨文昭老人说。

  采访过程中，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两位老人非常感恩现在的生活。两位老人的话语虽然朴实无华，但相濡以沫的60余年很好地诠释了“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句话。

  上世纪40年代   人物：张同文、刘花莲

  结婚那天，他俩第一次见面

  □晨报记者 王帅 实习生 王丹

  “结婚那天我才第一次见到我爱人，转眼已经过了60多个春秋了。”结婚那天，是1949年10月1日。

  张同文老人回想起与妻子刘花莲60多年的“钻石婚”，感触良多。在以前，很多年轻人结婚都是由父母包办，刘花莲的婚事就是由其姐姐做主定下的。“俺姐见了他一面，说小伙子长得高高大大，打过游击战，现在是濮阳县公安局保安队队长。”当时只有15岁的刘花莲懵懵懂懂，听从了姐姐的安排，默认了这个未见过面的对象。张同文长刘花莲4岁，虽然没见过未来的妻子长什么样子，但见刘花莲姐姐长那么漂亮，心想妹妹也应该不差。提亲那天，刘花莲正在农家小院纳鞋底，看见媒人只身进门，害羞的她端起手中的小筐躲进了屋里。媒人将三件订婚信物——一副手镯和两枚戒指交到了刘花莲姐姐手中。

  一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农历九月初十，一辆大辇车停在了刘花莲家门口，车上只坐着一位娶女婆和赶车人。

  结婚地点安排在了张同文所在的公安局大院内的楼上。刘花莲下车进院看到两边站着的都是兵，紧张得头也不敢抬。刘花莲怯怯地站在天地桌一角，这时偷偷抬头才看见桌角对面笔直地站着一个高高的男人，心想这应该是丈夫张同文吧。主婚人让他俩在毛主席像前深深鞠了一躬，但她还不敢正眼看他。到了晚上入洞房时，张同文夫妇才算正式看清楚对方长什么样。

  因张同文是孤儿，结婚时也没攒下积蓄，辇车是借来的，就连拜堂时他穿的黑色长棉大衣也是向别人借的。

  婚后，不识字的刘花莲上了两年学，张同文经常下乡破案，夫妻俩聚少离多。张同文夫妇算是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可能是由于年龄差距，直到1952年，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刘花莲才觉得跟丈夫感情慢慢亲密起来。在那个年代，两人婚后没有互送过礼物，唯一称得上情书的是两人分隔两地时，张同文写的几封家信。张同文说：“书信中没有现在年轻人的甜言蜜语，大概意思是，我整天在外破案常回不了家，她一人在家照顾孩子不容易，我感到很内疚。”

  1956年，张同文从濮阳市清丰县调到鹤壁，一家人这才在鹤壁安稳下来。

  当记者问起这对已经相互扶持了大半个世纪的耄耋夫妇，两人是否保存有情书或礼物之类的东西时，张同文说：“结婚时记得媒人写了一张纸条，算是俺俩的结婚证，由于多次搬家，如今也找不到了。我俩第一次合影时，孩子都出世了。”

  张同文夫妇如今儿孙满堂，家庭和睦，尽享天伦之乐。

  上世纪40年代   人物：李纯良、程秋凤

  结婚是为了逃荒路上安全

  □晨报记者 张小娜 实习生 胡皓婓

  8月4日，85岁的李纯良老先生向记者讲起了他娶媳妇儿的故事。他老家在内黄亳城乡，爱人程秋凤娘家离他家有五里地。“我是1942年8月份结的婚，那时候我15岁，我爱人17岁，当时我爱人家的大人为了逃荒时的安全问题，决定先给孩子办婚事然后再逃荒。”李纯良说。

  李纯良告诉记者，1942的大饥荒庄稼颗粒无收，第二年又发生了蝗灾，两家大人都考虑到外省去逃荒，逃荒时要是带个梳着辫子的小姑娘肯定不安全，所以让两个孩子先结婚，先给小姑娘把头盘起来。“那时候的思想还是非常保守的，不结婚就不能盘头。”李纯良说，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置办，就是家里拉了个四轮马车，到媳妇儿家把她接过来，她的哥哥送她过来，然后在家院子里拜了拜天地就算结婚了。“没有结婚证，那时候还不叫结婚呢，结婚是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之后才有的新词儿，结婚证也是那之后才流行开的。”李纯良说。

  他们8月份结婚，10月份两家便到外省逃荒去了。李纯良跟他的家人去了东北，而他爱人则跟着娘家人逃到了山西。因为当时结婚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之前他们都没见过对方。逃荒之前，李纯良问媳妇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程秋凤说想跟娘家人一起走，于是他们便分开了。

  当时，李纯良到了东北鞍山的一家钢铁厂当童工，以擦火车为生。过了一年之后，他家和媳妇家的人都回到了内黄老家，但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两个人还是不说话，不搭理对方。“那时候年龄小，不懂事，觉得脸皮薄，不好意思，我想她不搭理我，我也不搭理她，带着一种负气的心理。”李纯良笑着说。

  后来，李纯良参加了民兵，又当了县长和政委的警卫，所以两个人就搬到了县里居住，慢慢地两个人才开始相互了解，相互体谅对方。“我媳妇儿人好、聪明，对孩子尤其好，无论是我们的孩子还是亲戚家的孩子，谁来了她都非常热心，是那种掏心窝子对人好的性格。”李纯良说。

  上世纪60年代

  人物：张奎元、杨雪梅

  自由恋爱

  结合的一对儿

  □晨报记者 秦颖

  实习生 赵金花

  “我们是中专时的同学，毕业分配后渐渐走到了一起。可以说我们是通过自由恋爱结合的，我们这一辈儿的感情是你们年轻人不能想象的。现在，我们的感情依然很好。希望老伴能永远这样健康。”8月4日，当得知我们想听听他们结婚初期的那段岁月时，今年刚过70岁的张奎元拿着他和老伴杨雪梅的结婚证开朗地笑着说。

  张奎元告诉记者，他父亲当年当兵，后来随部队留在了石家庄。他的姊妹多，有5个，父亲工资又不高，生活也很艰苦，所以张奎元通过努力学习考上了可以管吃免学费的石家庄铁路运输学校读中专。

  “我和爱人就读同一所学校但不在一个班，当时我在学校是比较活跃的，担任了三年半的生活委员，她则是她们班的三好学生，比较内向。我们俩在学校见过面，但没怎么接触过。后来我们那一届毕业时，统一由国家分配，我们俩还有十多个人都被分到鹤壁北站，此后才算是真正认识并走到了一起。我们俩脾气相投，老伴生活勤俭，办事说话都很实在，到现在也是这样，她比较内向、不张扬。而我是个爱热闹的人，很活跃，我们俩就属于现在年轻人经常说的性格互补。”张奎元告诉记者，老伴杨雪梅最吸引他的地方就是实在，能勤俭持家，是个过日子的人。

  “1963年的时候食堂饭没油水，我们就自己买菜做饭，那时候改善伙食也就是在菜里加点儿肉。她人细心还朴实，看到我衣服破了会马上帮我补。就这样经过慢慢接触，彼此都很信任对方，关系也越来越亲密，于是就想到了结婚。”张奎元告诉记者，1965年6月10日，她下班他歇班，俩人一看还有时间，去单位开了张介绍信后就兴冲冲地来到鹤壁集办事处把结婚证领了。从此以后，结婚证被张奎元放在一个铁盒子里，和很多珍贵的照片一起得到了很好的保管。

  “没有现在年轻人讲究的吉利数字，也没有什么海誓山盟，我们俩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养大了两个女儿，很好地照顾了双方父母。”张奎元说，现在的生活比以前过年时都好，“她白天和朋友一起去逛街，我在家看书看报或和朋友下棋。闲暇时看着老伴忙碌的身影，我真的感觉有她的地方就是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