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珊

  武汉市一名88岁的老人，3日早上在街头迎面摔倒并造成鼻子出血，一个多小时中，围观者甚众但无人敢施援手，最后等家人闻讯赶到将他送进医院时，老人已错过最佳救援时间而停止呼吸。“如果当时有人扶他一把，或者帮他转个身，让鼻血流出来，或许他就不会走……”守护着老伴遗体的周婆婆泪流满面。（据《文汇报》）

  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已经过去了5年。这起争议极大的民事诉讼案件如今留下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的后遗症：一是路边晕倒老人无人敢扶，二是受伤路人反咬救助的陌生人。抛开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不论，这两种症状最近在武汉都有所呈现。

  一件是8月28日，在汉口鄱阳街附近，一名电动车主扶起一名摔伤的婆婆，被对方咬定撞了人。其后的情节是，电动车主想给200元了事，却被围观者反对，认为助长了歪风，最后交警鉴定非交通事故，事件完结。另一件就是这起见死不救事件。

  严格说来，汉阳这位八旬老人，不是死于众人的冷漠，而是死于众人的胆怯。我相信围观者中不乏有善心者，缺乏的是有勇气者。

  除了彭宇案，不久前，江苏刚刚发生了一起“大巴摄像头事件”，一位大巴车主殷红彬停车施救一名摔伤的太婆，反被对方诬陷撞人，幸而大巴车上装有摄像头，还原了事实真相。

  是的，在人性之恶面前，身在现场的人，譬如汉阳路边晕倒老人的围观者，或许心中都有同样的疑问：如果没有摄像头，谁来证明我的清白？

  老人晕倒闹市却无人施救，这是社会道义的塌陷，这将让普通人尤其是弱势群体陷入不安。然而，挽救的途径，却不能止于对当事者良心的谴责，对普通人善心的呼吁，它首先需要的是法律的正确示范。

  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江苏殷红彬案，除了法律公义受到人情牵扯的因素外，更对司法提出了拷问，诸如，与之对应的相关法律条文是否足够严谨？在执行中，无论案子大小，被告原告身份如何，司法工作者是不是都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不是能够排除人情干扰，能够放弃左右逢源，片面追求局部和谐？短期的“和事原则”可能在长远上动摇法律公义。

  除了司法因素，我们还能在“群体正义”中寻求帮助。在汉口鄱阳街那起事件中，正是因为有人力阻“出钱了事”，才没有让“恶”得逞。是的，我们不可能每人随身携带摄像头，但围观者的眼睛都可以作证。“群体正义”可以让行善者的力量成倍增长。比如，汉阳这起老人路边晕倒事件，如果是多人施救，被反咬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小，即便不施救，打个急救电话或报警电话，也是举手之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