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提示

  核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大肆迫害犹太人，慑于纳粹的淫威，欧洲多国拒收犹太难民。而就在此时，中国上海向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给许多犹太难民发放了“生命签证”，两万多名犹太难民和居住在上海虹口的10万名中国人在狭小的空间里，度过了二战艰难的岁月，留下了难忘的真情。

  义 举

  中国“辛德勒”发“生命签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位叫辛德勒的德国实业家，救助了大批面临屠杀命运的犹太人，他的故事被拍成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后，举世震撼。而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位“辛德勒”，但他的义举无人知晓，湮没了60余年，直到上世纪末，才在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和美国“救命签证”等组织的努力下，被发掘出来。

  1995年5月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到奥地利萨尔茨堡参加“奥地利犹太难民在上海避难”纪念活动。活动结束后，很多犹太难民和潘光聊天时提到，当年是拿了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的签证才逃到上海的，只是记不清总领事叫什么名字了。当时外国人要进入中国上海是不需要签证的，但是要逃离纳粹统治区必须要出示签证，是哪位中国外交官为犹太难民签发“生命签证”的呢？

  1998年，通过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提供的线索，由美国“救命签证”组织尽力查找，最后确认，这位中国的总领事叫何凤山。

  何凤山是湖南益阳人，生于1901年，1932年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5年参加外交工作，1937年被派往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工作，1940年5月离开维也纳，回国到重庆参加对日作战，后在美国加州定居。在找到何凤山女儿的时候，得知何凤山已于1997年9月28日去世，享年96岁。但他留下的一本回忆录，再现了当年的救助场景——一个犹太青年，跑了40多个领馆，没有一个领馆肯给他签证，最后他找到了何凤山。何凤山说可以给他发签证，他说要11张。发签证必须要本人亲自去，但是何凤山给他发了11张。犹太青年拿了11张签证救出了他10位亲戚、朋友。

  何凤山全力救助犹太人的消息被迅速传开后，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馆的门前很快排起了长队。法西斯当局以中国领事馆租用犹太人房子为由，硬是将房子没收了。何凤山便自己出钱租用了一处小房子，继续给犹太人核发“生命签证”。何凤山到底向多少犹太人发放了签证，至今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从1938年6月到10月，仅以找到的签证号码推算，他就发放了1900多份，而1938年纳粹11月大屠杀后，何凤山为犹太人发放的签证就更多了。可他从来不提这件事情，连他女儿也知道得很少，所以才会几十年不为外人所知晓。

  难 忘 中国居民与犹太难民成了朋友

  1937年到1939年8月，是犹太难民涌入上海的高峰期，他们被安排居住在上海虹口区提篮桥一带的舟山路、霍山路、长阳路。长阳路上的摩西会堂，曾是犹太难民们经常聚会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1994年起，这里成为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无数犹太难民和他们的后裔来到这里追寻历史的记忆。

  原本逃亡到上海的犹太难民生活已逐渐走上轨道，但是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占领者将上海推入了更为黑暗的深渊。1943年2月，日本把大部分逃亡到上海的犹太人赶进虹口犹太难民隔离区，并用发放通行证的方式来限制犹太人的人身自由。如果拿不到通行证，就没有机会上学、打工、谋生。于是拥挤到隔离区里的犹太人，必须为生存挣扎，不可避免地挤占了中国人的生活空间。而成千上万善良的中国人尽管自己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他们仍然对逃亡到上海来的犹太难民提供各种方式的援助。

  一位叫马丁的犹太人说：“我妈妈那时已不在了，我和父亲一起过，因而常会挨饿且没人照看。而丁先生、丁太太总是尽力帮助我，给我们些米啊什么的，这些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患难之中，中国居民与犹太难民朝夕相处，成为了朋友和亲人。对于那些犹太难民来说，后来的每一次回访重聚，都令人动情。

  孕 育

  “上海宝贝”

  降生在虹口的医院

  如今来上海寻访的犹太人中，有些就是在上海出生的，因而被人们称为“上海宝贝”。

  戴维·约阿希姆是奥托·约阿希姆的儿子，1949年6月他出生在上海。虽然他对上海没有任何记忆，因为离开上海的时候只有两个月大，但后来他多次来过上海，也了解到不少以前的事情。他说，“我的父亲在上海生活了16年，我母亲生活了11年，我的祖父母都葬在了上海，如果不是当时情况的变化，也许我今天还会留在上海。”

  在避难期间，新的生命不断在上海新的家园里孕育，在虹口的犹太医院里降生。索妮亚的出生地就在这里。她和父母在上海虹口住了大约8年，弟弟也是在这里出生的。

  战后，索妮亚一家回到了德国。在当时的上海犹太难民中，只有大约600人回到了德国。索妮亚后来成了一名德语和英语教师，她一直向她的学生讲述自己的经历，讲她对上海的感情。

  大半个世纪之后，当年迈的犹太难民重返上海时，他们的身边增添了一些重温历史的年轻身影，那就是犹太难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

  70多年前逃到上海得以生存，二战结束后，又各奔前程的2万多犹太人，如今健在的只有千人左右，但是记住并重温这一段历史的后人一定会是绵绵不绝的。

  （据《文汇读书周报》）

  结 缘 犹太聋哑画家牵手上海姑娘

  1938年11月9日晚，德国法西斯捣毁了大批犹太人的商店、会堂和住所，一个新的更大规模的反犹太人浪潮开始了。这个被称为“水晶之夜”的事件发生以后，纳粹大肆逮捕犹太人，一个叫大卫·布鲁赫的青年画家被关进了德国达豪集中营。大卫是个聋哑人，他被释放后来到了慕尼黑，在那里他收到了表哥从美国发来的电报，上面只有3个字——“去上海”。

  大卫·布鲁赫听从了美国表哥的指点，很快乘海轮逃亡到了上海。“那是一段奇妙的经历，”大卫说，“在上海我很幸运地结识了一个叫‘陈’的朋友，会吹笛子、弹琵琶，还会演戏，他经常带我到中国家庭做客，那些中国人对我都很好，还经常留我吃饭，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

  大卫的儿子说：“在上海时，父亲认识了两个聋哑人，并成了朋友。由于中国和德国的手语不同，他们交流起来很困难，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好朋友。这两个人带父亲去参加聋哑人聚会，在那里他认识了我母亲。他们是1941年认识，1946年结婚的。”就这样，这位中国聋哑姑娘把命运同一个犹太难民画家紧紧连在一起，一直到她在美国离开人世。

  在上海的时候大卫结交了一群中国的艺术家朋友，跟他们学习写毛笔字，一位中国朋友还为他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绿黑”。几十年过去了，这段生活仍然留在他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引 导 犹太演奏家教出不少音乐界名人

  在上海避难期间，犹太难民中的编辑记者们办起了德文报刊，艺术家们在露天音乐会演奏肖邦和德沃夏克，戏剧、舞蹈、漫画、报纸，表达着他们的人生希望。在这同时，许多犹太难民中杰出的音乐家，也把自己的才华传授给了中国的同行。

  世界一流水平的德国柏林歌剧院第一小提琴手维滕贝格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也随同2万多名犹太难民逃亡到上海。当时德国纳粹规定，犹太人离开德国只准携带10马克现金。维滕贝格到达上海后，只能靠教中国学生拉小提琴和弹钢琴勉强度日。

  维滕贝格在上海教了许多学生，后来许多人成了中国音乐界的名人。担任过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谭抒真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维滕贝格来上海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虽然生活清贫，但他教学生，无论男女老幼，程度深浅，一律只收1元钱。他坐三轮车也给1元钱，不管远近，而那时的三轮车费只要几毛钱就可以了。谭抒真说，维滕贝格先生为人真的很好。

  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维滕贝格同世界最著名的钢琴家之一的施纳贝尔等组成了三重奏小组，连续几年举行室内音乐会，成为当时柏林艺术生活中的一件盛事。施纳贝尔后来去了美国，并为维滕贝格在美国谋得了待遇优厚的教学职位，但维滕贝格说自己老了，中国学生对他也很好，他不想离开上海。

  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已经60多岁的维滕贝格同大部分犹太人一样，被赶到了狭小的上海虹口犹太隔离区。一天早上，他正在拉琴，忽然就倒在了地上，3天后就去世了。

  这位曾经名震欧洲乐坛的音乐奇才，就这样在中国的土地上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刻。他用非凡的音乐才华引导许多中国学生走进了西洋音乐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