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还有更多的校本教材，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这本书严格来说不是教材，只能说是读本。”张玫玫教授向记者强调。它由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第二小学组织编写，没有出版、没有经过教育主管部门审订，是供校本课程使用的参考读物。

  所谓校本课程，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相对应，是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校自主决定的课程。在我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大多利用中小学校本课程时间开展。一些学校进而编写校本教材，展示特色、便于交流。

  《脚步》之前，已有2009年8月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小学出版的《快乐生活，健康成长》、2005年成都人北实验小学的《成长路上陪你走》等等。它们同样使用了“精子”“卵子”等名词，但没有引起外界关注。“可能还有更多的校本教材，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张玫玫说。

  而在《脚步》背后，其实是一个已经进行两年多、北京30所中小学参与试点、近500名一线老师参与的课题项目。

  2009年起，受北京市教委委托，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性教育研究中心和北京性教育研究会承担了课题《北京市中小学性教育模式初建》，编写了北京市中小学学校性教育大纲(草案)。在实施中，课题组设计了30个子课题，分别由城六区及房山、昌平等郊区县的10所小学和20所中学承担。

  《脚步》一书，正是《定福庄二小性健康教育校本教材研究》子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在北京地区，培智学校第一次参与此类课题。七八年前，北京市通州区培智学校的赵红艳老师发现，班上有一位智障男生，毫不顾忌地在课堂上把手伸进裤子里去；爱美的女孩穿着超短裙在男老师旁边转悠，却对校园外的危险一无所知。那时，对智障孩子的关注还集中在知识与能力上，而在性健康方面，尤其是性安全、性心理、性伦理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

  除了论文集，作为课题组成果，还有97个课堂案例汇编成集。

  “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的一位老师是这样描述的：“精子小思住在爸爸的身体里，还有3亿多个兄弟和小思住在一起……卵子小欧，她家就她一个娇宝宝，特别希望能和小思它们做朋友……但是他们相见的路途既遥远，又艰难……”

  接着，老师安排角色扮演，请男孩们做精子，一个女孩做卵子，开始夹道障碍跑。当然，大多数男孩都被淘汰了，“使学生感受到生命的唯一，激发学生珍爱生命的情感”。

  除了性生理部分，还有不少案例关注性心理与性道德。如《换座位带来的思考》《收到“情书”之后》《识别危险行为》等等。

  张玫玫曾向媒体表示，《脚步》中80%的内容已在北京市定福庄二小试讲过，而这所学校早在2001年就开始探索性教育之路。

  一位性教育界人士向记者称，青少年性健康教育试点已在教育界内部积极进行，而《脚步》一书的轰动只能说明，这一切其实并不为外界所知。

  核   心提示

  2008年12月，国家教育部将这一问题列入《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纲要中，小学一二年级应掌握的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基本内容，包括“生命孕育、成长基本知识，知道‘我从哪里来’”。

  今年8月，被媒体报道为“北京市首部性教材”的《成长的脚步》（以下简称《脚步》）是这样回答的：“爸爸阴囊里的睾丸可以产生精子，他们的样子像个小蝌蚪，活动能力特别强……为了让淘气的精子能尽快找到卵子，爸爸用阴茎插入妈妈的阴道里，用力把精子射入妈妈的阴道内……”

  与“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类“经典答案”相比，这个答案直白得惊世骇俗。有家长斥之为“黄色漫画”，亦有网友称赞这是“进步”“开放”。一时间，舆论纷争渐起。

  北京市教委迅速辟谣，《脚步》只是北京市一所小学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性健康教育大纲》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还没有向家长与学生发放。

  舆论的中心，课题的主要承担者之一、首都师范大学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教授对记者表示，“性教育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科学的研究，稳步推进……现在时机不到，须把握节奏，不然适得其反！”

  “能不能给一个固定的标准?”

  《脚步》一书，同样在性教育界内部引起争议。

  儿童性教育专家胡萍在博客上公开表示对编者“道义上的支持、观点上的分歧”。她称，向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展示性交细节的图片和文字，不符合孩子的认知发展规律。

  在《成长与性》一书中，作者胡萍将精卵结合的过程解释为“爸爸妈妈的身体接触”。有意思的是，哪怕是这样含蓄的语言，在7年前出版时也曾被批评为“最黄的”的性教育读本。

  “如果只说身体接触，孩子可能就会想，今天我牵了谁的手，是不是就有宝宝了？”成都大学教授、四川省青少年性教育普及基地主任胡珍对此表示异议，“在这个阶段，生殖器官和手指、脚趾、鼻子都是一样的，很简单的一个逻辑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说？孩子就这么简单，是成年人自己想复杂了。”

  社会学者李银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点儿也不超前，这是一种相当不容易的进步。”

  也有审慎的支持者。“北京市教委的这个试点，基本上合适，当然有些像‘射入’这些词可以推敲”，中国性学会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徐震雷说。

  徐震雷称，全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发展较早的地区有北京、上海、成都、杭州和深圳等。从2008年起，其中4个城市每年聚集一次研讨，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对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可以告诉事实，但‘性交’两字不提为好。”

  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哪怕不出现“性交”两个字，对它的讲解也是千差万别。应该说“生殖器”还是“阴道”、说“放入”还是“射入”，差别虽细微，争论却不止。

  在一次国内研讨会上，一组专家去听一位老师的现场课《我从哪里来》。说到男性性器官“睾丸”时，老师带领着孩子们，将这个词像集体背单词一样反复朗读了几遍。不料，课堂结束后，有专家反对，有专家力挺，争执不下。

  最后，女老师委屈地哭了起来，“连你们专家都不知道怎样才对，你让我们老师怎么办？我们一线老师执行力很强，能不能给一个固定的标准？”观点之争，可见一斑。

  “这其实是两种教育理念的差别，是以知识体系的逻辑来决定该讲什么，还是以受教群体的逻辑来决定。”杭州市教育局教科所韩似萍坚持，从小学高年级起才对学生进行青春期教育，因为“文化观念不可能通过强硬手段立刻改变，应该充分考虑到中国这个含蓄民族的情感背景。”具体到性器官名词和内容讲解的深度上，不能只注重科学完整而忽视社会人文。

  “怎么给孩子说子宫？我们的老师可以说，妈妈的肚子里有一个器官，是孕育孩子的宫殿，简称子宫。还有阴道，可以说它是生命的通道。这样说，不是很美吗？”胡珍对此有不同看法，“其实所有生理科学，都可以带着从心底里对人本身的尊重。”

  然而，要实现这样的尊重，性健康教育师资是一个比口舌之争更加迫切的现实障碍。

  性教育是“三无教育”

  在我国，性教育还没有进入学科序列，没有“专业人才”。在中小学里，性健康教育老师大多由心理健康老师、班主任、代课老师、德育主任等兼任。

  克服心理障碍是老师们走上讲台的第一道关。四川成都龙泉七中的教科室主任柴小林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一直担任思想品德老师。4年前，他参加了胡珍及其团队的师资培训。

  他想起培训前的一个夏天，一位男生在课堂上问起生理现象：“老师，那意淫咋个办咧？”他沉下脸，“其他人都不说，只有你提这个问题，你太下流了！”其他同学附和着：“就是嘛，你的思想有问题！”

  柴小林反省自己：“其实是我没有那个胆量去驾驭这个问题，于是逃避了。”

  培训结束后，再讲性健康教育课，他还是害怕学生提问题，不过担心的不再是勇气，而是能力。每每有学生提出意料之外的问题，他只能实话实说：“抱歉，我回答不了。我必须下课找到资料和答案后，再和你探讨。”

  “性健康教育老师，不仅要有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律和道德等知识，还要有文学积累、表达技巧、组织方式，我认为比其他学科的老师更难当。”胡珍说。

  大部分半路出家的性健康教育老师会经历“模仿、反思、原创”的授课阶段。如果不是真正感兴趣，一些老师可能会长期停留在第一阶段。性健康教育，被戏称为“无师资、无课时、无教材”的“三无教育”。

  “学科渗透”教学法于是被大力推行。除了专门课时之外，语文、数学、生物、体育等科目都可以渗透性健康教育。

  比如，语文课上讲《一粒种子》，说到生命的不易；数学课学到黄金分割，老师可以提醒，女孩子打扮自己，要有得体的美感；体育课上，老师也应该在运动前，适时宣传保护身体脆弱部位……

  在这些知识中，除了性生理、性安全等有明确的答案，性心理、性伦理、性道德等标准事实上因人而异。教育者本人的价值观因而显得格外重要。

  “当下中国，性现象是多元而混乱的，性价值观也一样。”一位老师说。尽管这种复杂的情况在中小学性健康教育中还不明显，但是老师的不同态度，直接决定“将话说到什么程度”，进而对学生产生微妙的影响。

  “谁给我评判?只有我自己”

  对《脚步》的争论还未平息，与性教育有关的新闻又开始吸引人们的眼球。在郑州一所名为“摇篮”的私立幼儿园对孩子进行尺度颇大的性教育。课堂上，女老师拿出一个成人娃娃，告诉孩子不同性器官的名称。

  面对外部质疑，中国摇篮教育集团郑州摇篮幼儿园园长何峰对记者表示，这是一套“根据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综合出来，完全科学安全的教育模式”。

  何峰宣称，自己承担着三大课题，来源从联合国儿童福利基金会到中国早育性教育培养示范性基地都有。他并不想办幼儿园，是“执著的家长逼着办”“我这些理论，在国际上都不好找。比如我实施的胎教，是教家长怎么定位宝宝的性格，你要啥性格的孩子，我给你打造；定位宝宝未来的职业，你从事啥职业，那都是爹妈给定的……”

  这些看似有悖常理的说法，何峰称自己钻研了18年，而幼儿园的性健康教育也已经进行了3年之久。

  “目前对这种性的综合教育与实践，在全国，我可以这样说，没有第二个人，谁给我评判？只有我自己评判。”何峰对记者说。

  “性健康教育的实际效用很难评估，这是一个非常中肯的问题”，徐震雷向记者坦承。各种是非争论，部分原因即来源于此。最后，只能依靠受教者自己行使评判权。而这对在全国范围内刚刚起步、各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性健康教育来说，需要更多的时间与空间。

  8月底，另一部小学性别教育实验教材《男孩女孩》在上海悄然上柜。今年，张玫玫带领的课题组，还将把在北京的试点学校扩大到45所。胡珍则将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定为“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反省与修正”。

  （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