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提示

  核

  他16岁参加红军，虽然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鬼”，却曾三过雪山草地。

  他在西安参加秘密情报工作并兼任党支部书记，以中尉书记员的身份打入敌军从事地下活动，联络情报“后三杰”，使党中央及时掌握胡宗南部队的一举一动。徐向前元帅曾经评价他，“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他是周总理临终前召见的最后一位高级干部。为了台湾问题，总理曾对他连写了4个“托”字。

  他就是罗青长。从上世纪70年代起，他主管中央调查部工作，随后担任部长，成为共和国情报部门的首脑。

  说起自己的父亲，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向雄辩滔滔的罗援少将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父亲的经历太丰富、太曲折了，就像一本厚重的书，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在位于北京西山脚下军事科学院的办公室里，著名军事专家罗援讲述了他心目中的父亲和属于父辈的传奇故事。

  16岁“红小鬼”三过雪山草地

  罗青长1918年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1931年至1934年在家乡苍溪县中学学习时，便从事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

  苍溪是红色革命的基地，在战争年代为革命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八十九师来到四川苍溪，16岁的罗青长等23名伙伴一起加入红军的行列。到全国解放时，23名伙伴中幸存下来的只有罗青长一人。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在苍溪打响了强渡嘉陵江作战的第一枪，罗青长告别故里，跟随队伍开始长征。

  红军驻扎在大金川时，罗青长任武工队队长。一次与少年先锋队指挥部的熊作芳一起去联络被敌人围困在崇化县照壁山一座喇嘛寺中的妇女独立连，当他们赶到喇嘛寺时，只见残垣断壁、余烬未熄，30余名红军女战士全部被敌人枪杀。其中有一个罗青长认识的达县籍女战士高丽生，是个中学生，年仅16岁，牺牲时仍紧握手榴弹，怒目圆睁。此情此景给罗青长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长途跋涉使年轻的罗青长疲惫不堪，有时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一次在草地暂时休息后，他迷迷糊糊地跟着部队出发了。走到半路才发觉枪丢了，吓出了一身冷汗。正要回身去找，忽然看见干部大队指导员傅崇碧同志帮他扛着枪，指导员严肃而又和蔼地对他说：“罗青长，你这个当兵的，怎么敢把家伙丢了？”

  “当时，我又羞愧又感激，这件事让我终生难忘。”罗青长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三次过雪山草地，每一次都有一些红军战士长眠在那里。有一个小战士，生性活泼，平时总爱张着嘴乐，大家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叉口”。过草地时，由于饥寒交迫，他倒下了。临牺牲前，他拉着罗青长的手说：“罗青长，我不行了，你们去把红旗插遍全中国吧！”

  几十年来，这句话始终萦绕在罗青长的耳边，一直在激励着他，鞭策着他。

  办事牢记“三句话” 冒险取回保密箱

  从1938年开始，罗青长在西安参加秘密情报工作并兼任党支部书记，以中尉书记员的身份打入胡宗南的部队，从事地下活动，负责联络我党在西安的有关情报关系，为关键时刻我党掌握胡宗南部队的动向，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央社会部的枣园训练班，罗青长第一次受到严格的情报保卫训练。4个月的学习给他的情报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当时的社会部副部长陈刚的三句话他一直牢记在心：“不该知的不求知，不该说的不说，不该交往的不交往。”

  从枣园训练班毕业后，罗青长就被派往西安，从地上转入地下，公开身份是杨虎城三十八军中尉书记员，随后还担任了国民党三青团西京分团的办事员。

  敌后工作充满惊险，随时随地都面临着生死考验。罗援听父亲跟他讲过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当时西安情报组织的机密文件，都保存在一个保密文件箱里，寄存在一个地下党员家里。后来，这个地下党员思想发生了动摇，说保密箱放在他们家里，将会给全家带来杀身之祸，催促罗青长尽快把保密箱取走。

  危险迫在眉睫，一旦保密箱落入敌手，不但罗青长身份暴露、有生命危险，也会给地下组织造成巨大危害。在请示了上级之后，罗青长决定冒险取回保密箱。

  罗青长拿到保密箱之后，赶到预定的接头地点，等着和另一名地下党员交接。可等了半天，那名联络员也没有来。这时西安全城开始戒严，国民党部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甚至连小学生背着的书包他们都要搜查。

  罗青长决定利用自己穿着的一身国民党军官制服强行闯关。于是他叫来一辆黄包车，把装有机密文件的保密箱压在座位底下开始闯关。多亏了那一身国民党军官制服，沿途的哨卡并没有过多地阻拦和盘查。在经过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的时候，罗青长一个箭步跳下来，拎着保密箱就跑了进去，终于化险为夷。

  他让陕北“天天都有有用的情报”

  1941年，罗青长结束了在西安的潜伏，回到离别三年的延安，进入社会部的核心部门。1946年，国共内战硝烟再起，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也更加艰巨，情报工作更是成为重中之重。

  罗青长博闻强记、勤于思考，由他撰写的关于三青团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同时，他还是有名的“活档案”，每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国民党部队的调动情报，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我党各情报系统和主要情报关系如数家珍。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罗青长负责情报保障。

  1947年3月18日晚上，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辨，直到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率领的中央纵队才从容告别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历程。29岁的罗青长，也是中央纵队的成员之一。

  当时胡宗南的部队有20万人，而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纵队只有800人，其中400人是警卫部队，400人是其他工作人员。这支不足千人的队伍，面临着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堵和追击，最终化险为夷，其中情报部门的贡献功不可没。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说过，“在陕北，天天都有有用的情报”。

  周总理对他连写4个“托”字

  自从进入隐蔽战线，罗青长就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1952年起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后，他又长期在周总理的领导下负责对台工作。

  1975年9月4日，病痛中的周恩来看到《参考消息》转载的一篇《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文章，当即批示：“请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托。”

  1975年12月20日早晨，病危中的周恩来提出要见罗青长，当工作人员请示到政治局时，“四人帮”还没起床，迟迟没有答复。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急了，“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见谁，不用请示！”

  罗青长赶到医院时，总理正在焦急地等待。罗青长看到总理憔悴的病容，难过地落下了眼泪。总理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顽强地支撑着，说：“青长同志，我的时间不多，咱们抓紧时间谈工作吧，”当他听完台湾问题的工作汇报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那些为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老朋友……”随后，总理陷入昏迷。当他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罗青长歉意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

  罗青长守候在周总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1时多，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罗青长只好依依不舍地向自己崇敬的老首长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终生的诀别。罗青长也成了总理弥留之际最后召见的人。（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