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沈阳北大营中的枪声炮响已经离我们很远，但每到9月18日，我们的记忆都格外清晰。

  特殊的历史原因，特别恶劣的自然条件，特殊的国际环境以及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实行的特别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在东三省领导的反侵略战争处境极为严酷。数天粒米未进的杨靖宇将军牺牲后被剖腹，肚子里只有树皮、草根和棉絮；传奇将军赵尚志被杀害后身首异处；曾经毕业于黄埔军校又吃过洋面包的南国女子赵一曼，是驰骋白山黑水令敌胆寒的女将。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中间历时近6年。请不要忘记，8年抗战前还有一个东三省六年抗战，那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战。

  那天清晨的沈阳有些冷冽，“院子里一片沉寂”，当时正在沈阳一所教会学校读书的张春风永远不会忘记1931年9月20日那天的场景。“我们恐怖得几乎无法平静下自己”，全校的200多名寄宿生，都因惊恐而面色苍白，“大家相见，没有笑，没有言语，除了互问一句‘有消息吗’以外，都是死沉沉地寂寞。”

  许多人准备到外地避难

  沈阳的街头已断了行人，商店紧闭，时有稀疏的枪声从城乡各处传来，已完全陷在恐慌而无序的状态中。许多学生要乘难民车到外地避难，火车站人山人海，“凡是停在站台上的空车，都被逃难的人占满了”，车里坐满了人，后来的人只得从车窗跳进去，“车顶也是一排排的人，车头的烟筒下，也坐了人……”但没有拖车的车头带领他们离开，于是人们只好睡在车中静等下一天的来临。“外面的风声更紧张了，日本中文报纸时刻发着号外，差不多每一次号外，都是中国失去一个城县”。“深夜时候，学校附近的日本驻军，时刻发出警备暴动的长笛声，肃杀，凄厉，如置身在刑场”。

  晚上有从北陵东北大学逃来的学生，他们的衣装全是在附近农村买来的，一部分人准备逃到沈阳北的乡村去，而这几个逃进城来的，“则全是冒死从北陵铁路岔口上闯过来的”。学校为了学生安全，特地请了一个曾在日本势力下工作过的白俄人守夜，他像是很同情地说：“毛克金（Moukden 即沈阳）完了！”

  9月20日事变消息

  才传播到全国

  1931年9月20日上午7时半许，紧急集合的钟声在上海复旦大学上空连续不断地响了20多遍。师生们都从各自的宿舍跑步到达了大操场、席地而坐。1500多人的大会场上，只是一片寂静，大家屏息以待。到了8时，文学院院长余楠秋开始以沉重的语调宣布“九一八”的消息，随之各位院长也慷慨陈词，对日寇进行声讨，并对东北军的不抵抗表达不满。

  对于1931年的中国来说，发生在沈阳的这起事变，要用整整一天时间才完成向全国的传播。“九一八事变”当天与翌日，政府未发布正式消息，所以直到9月20日，一些社会团体和组织才在惊愕中开始大规模地传递消息，其中包括因中原大战已淡出中国政治舞台一段时间的冯玉祥——他在当天便考虑通电全国，指责蒋政府“压制民众、诚心媚外”，要蒋介石“认罪”和“停职”。

  9月20日，正在与蒋介石进行反围剿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在得知事变消息后，立即对外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而日本共产党也在当天发表了与此呼应的声明。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执行委员会则在《民国日报》头版刊登了一个抗日公益广告，号召“同胞们，日本已占据沈阳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一些国民党将领致电蒋、张，表示愿率部抗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在突来的国难面前，社会组织和团体也难得一见地暂时抛弃了政党和政见的不同。

  两位浪尖人物

  张学良：公开表明不抵抗，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东北一夜失守，张学良成了最大的罪人。9月20日晚上，张学良在协和医院接待室会见外国记者。与社会各界沸腾的抗日声浪相比，张学良和中央政府都显得出奇的克制和冷静。在“九一八事变”刚发生没多久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张学良一反平时表现出来的任意和冲动，一再强调“我方官民，悉不准备抵抗”和“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的观点。“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张学良再一次毫不隐瞒地向外界表明他对“不抵抗政策”的坚持，“只求全世界舆论之判断，并希望公理之得伸”。

  半个多世纪后，垂垂老矣的张学良坦诚地谈到自己不抵抗、一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策略的原因：“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挑衅，隔几天就找点儿事闹闹”，“这日本小兵在街上，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故意挑衅。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你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但我下令，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反抗，你再捣蛋、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当时就是这样的思路。”“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张学良晚年仍坚持，如果说他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他接受；但说他不抵抗，“我是一点儿不服的”。

  “九一八”当天，关东军以只有东北军的1/10的兵力拿下北大营，后来很多人为此痛惜不已，认为“尚可一战”。但平心而论，彼时的东北军仍保留浓重的旧式军阀特色，所以另一方面，张学良也承认，对日本军力的畏惧也是“不抵抗”的原因之一。“我们那时候没法子跟日本人打，游击队捣乱可以，正面的作战不行，人家一个人可以顶我们10个人”。

  蒋介石：仍视日本为“疥癣之疾”，称共产党才是其“心腹之患”

  9月20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决定：在9月23日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活动一天，表示对沈阳沦陷的哀悼。这一天，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处在焦头烂额之中，一方面要收集来自张学良和其他各方的战事消息，并向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和国内外通报，同时又继续召开自9月19日就已召开的紧急会议商议对策。

  在这次会议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致电海牙国际法庭王宠惠和日内瓦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林森委员，向他们报告了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结果，表示要一心一德，抗敌御侮，并要这两位驻外代表“善为宣传，俾国际间了然于日本之横暴”。同时，外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了第二次抗议，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区，恢复原状，并保留进一步提出正当要求之权利。

  已从最初的忙乱中恢复过来的行政院在9月20日正式向南京卫戍司令部、警察厅、淞沪警备司令部、各省市政府、公署发了密电，通告了“九一八”以来东北的情势和政府所采取的对策。电文中提到，“顷驻京日使馆员奉日政府令来外部面称：日政府认沈阳冲突为不幸，已制止扩大，并下令保护在日华侨，请我政府对于在华日侨亦一律予以保护”。

  “九一八事变”让蒋介石不得不停住他江西的“剿匪”步伐，转而投向这场外患当中。但当时蒋介石仍视日本为“疥癣之疾”，称共产党才是其“心腹之患”，9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给两位驻外代表的电报中，仍坚持指出一心一德的前提还是“赤匪必须根本铲除”。

  这一天，心事重重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无宁日矣。”“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

  忧心忡忡的蒋介石一方面不得不考虑放缓剿共步伐，另一方面也想到与广东政权的“团结”。在20日形成思路以后，他第二天回到南京后就在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的意见，并要求“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的意见。此后蒋与广东进行了多次协商，一再对汪精卫和胡汉民的要求退让，甚至最后于12月15日下野，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务，完成与粤方的和解。“安内”之策的暂缓虽然没有最后促成蒋对日抗战，但促成了中国在外交上的步调一致，在中国的努力下，国联终于作出决议，要求日本撤军。

  两个焦点问题

  “九一八事变”当夜

  谁下令“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当夜，在奉天的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是通过电话直接向在北平的张学良报告情况、请求指示的，但荣臻没与张学良联络上，因而只能按照蒋介石8月16日“铣电”的指示，命令东北军“不抵抗”。所以，“九一八”当夜最早下令“不抵抗”的是荣臻。

  后来张学良接到了报告，仍然下令不抵抗。这一点，张学良在晚年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也是承认的：“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

  “不抵抗命令”下

  抗日第一枪是如何打响的？

  “九一八”之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不抵抗命令”下的抗日第一枪是如何打响的？当时驻北大营第七旅620团团长王铁汉将军的大女儿王翠凤女士曾拿出父亲临终前写的关于“打响第一枪内幕”的手记，希望揭开“九一八事变”的重重谜团。

  王铁汉在关于“九一八”打响抗日第一枪的珍贵手记中写道：事变当时，我任陆军独立旅第7旅620团团长。第7旅有3个团，旅长为王以哲。只有本团第一营驻皇姑屯，621团3个直属连驻东山嘴子（沈阳城东）营房，其余全部驻在北大营。

  9月18日晚10时15分，忽闻南满铁路发生爆炸。我正在团部，以为是地雷爆炸，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5分钟后，北大营西墙外有手榴弹及断续的步枪声，接下来就是炮声。这时候才觉得事态并不寻常。当即要通旅部电话，知道旅长在城内。又要621团电话，已无人接听。张士贤团长也不在营房。

  晚11时刚过，才得知619、621两团已分别向东山嘴子撤退。我在未接到命令之前，不能自由行动。晚12时，旅长由城内来电指示：“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便失去联络。我想，等候命令不等于挨打。敌人向本团营房进攻时，我决心还击。

  19日凌晨1时40分，日军步兵200多人，后面还有跟进的部队，开始向我团接近。日本炮兵开始射击我团营房。这时，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来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我答“敌人侵我国土，攻我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官兵不能持枪待毙。”荣臻当即指示：“将弹药入库。”我答：“在敌人炮攻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荣臻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我答：“只接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臻说：“那么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电话随即中断。

  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400多人，开始向我团发起第二次进攻。我下令还击。击毙敌人40多人。凌晨5时，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撤出北大营后，我团进入锦州。（据《半岛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