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在历史悠长的中国，从来没有哪一个百年会像这一个百年般惊心动魄、脱胎换骨，会有如此奇迹般翻天覆地的巨变。而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城的几声枪响，一举洞穿并开启了这“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革命前夕，暗杀成为一种潮流，蔡元培、章士钊、鲁迅、刘思复等人都有过一段热衷于试验炸弹、准备暗杀的经历。在上个世纪之交，他们代表了一大群对时局感到苦闷而又偏好激烈手段的年轻人。汪精卫和黄复生先后对清朝重臣实施了震惊全国的暗杀。革命后，暗杀者成为掌权者，暗杀时代”就此画上了句号。

  1905年：吴樾开启“暗杀时代”大幕

  1905年：

  吴樾开启“暗杀时代”大幕

  1905年底，在安徽芜湖，陈独秀接到了朋友从北京发来的信。信中有一个他早已猜到了的坏消息：以炸弹谋刺五大臣的刺客，正是他的同乡好友吴樾。事实上，陈独秀和吴樾属于同一个暗杀团体，吴樾的暗杀行动，陈独秀也参与了策划。有人认为，吴樾使用的炸弹，是陈独秀和浙江人蔡元培共同制作的。这些炸弹性能不佳，结果发生了意外，是吴樾抱憾而死的主要原因。

  尽管陈独秀从来没有亲自实施过暗杀行动，但他在暗杀团体中的资历要比吴樾老得多。现在很少有人知道陈独秀还曾有这样一重身份——老资格的刺客预备队员。但在陈独秀的年轻时代，很多后来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都曾经狂热地拥护过暗杀。蔡元培、章士钊、鲁迅、刘思复等人都有过一段热衷于试验炸弹、准备暗杀的经历。

  因为这群人的存在，暗杀行动不会因为一次失手而终止。吴樾的失败只是揭开了一个暗杀时代的大幕。

  吴樾的目标是清廷的五位重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中右丞绍英。他们受慈禧太后的委托，出国考察立宪，为中国实施政治改革做准备。

  属意立宪改良的人士翘首以望。5位大臣动身的时间是1905年农历七月二十六，出发之日，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谁也没想到，吴樾在自己的包袱里带了一枚炸弹。

  19世纪中期之后，动荡的局势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没有功名的人也有机会通过战功、经营洋务或编练新军做官。对吴樾这种人来说，有“功名之念”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时代的潮流把他卷离了原有的位置。正是在新式学堂读书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先是在康、梁的影响下，他从一个热衷功名的年轻人，变成立宪主义者；又在革命党人所办的报刊影响下，从立宪主义者变成民族主义者。

  这之后，吴樾过着一种近乎浪游的生活。他交待，如果他在暗杀行动中遇难，就将遗著托付给陈独秀。这是一部两万多字的著作。他在其中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其中大多数篇幅都在讨论暗杀的必要性以及手段。

  起初，吴樾一而再、再而三地谋刺的对象是时任江宁将军、陆军部尚书的铁良。铁良是满族亲贵中的能臣，代表了异族统治的利益、责任感和能力。吴樾认为，相比起刺杀慈禧太后，接近铁良的机会要多得多——但事实并非如此。1904年冬到第二年春，他两次试图暗杀铁良，都没有成功。1905年夏，他来到北京，也是为寻找接近铁良的机会。

  在北京，吴樾很快和暗杀团体接上了线，不久就参加了陈独秀的老朋友杨笃生组织的北方暗杀团。当他提出暗杀五大臣的计划时，不少同志不以为然，加上此计划危险重重，结果几乎没人愿意和他一起实施。

  但暗杀计划最终得到了北方暗杀团创始人杨笃生的支持。杨笃生的另一个身份是五大臣宪政考察团的翻译随员。他要随五大臣同行，所以了解考察团乘车的行动细节，这样就能为吴樾的行动提供指引。行动准备时间很长，可能有几个月之久。

  五大臣出发这天，正阳门车站内外人很多，五大臣乘坐的车厢另有装饰，称为“花车”，非常醒目。吴樾打扮成仆从模样，登上列车，准备混进五大臣所在车厢。在花车的门口，吴樾被卫兵所阻，双方拉拉扯扯的时候，列车正接驳行李车厢，行李车厢的惯性推动客车剧烈晃动，引发了包袱中的炸弹。吴樾当场被炸死。五大臣仅受了轻伤。

  吴樾事败身死，遗骸被带往家乡，埋葬在安庆郊外的大观山。暗杀没有就此消停，他的死反而激励更多年轻人走上这条道路。两年后，在安庆，浙江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一击得手，举国轰动。

  1907年：秋风秋雨愁煞人

  “暗杀时代”其实也是“改革时代”。1905年，侥幸逃过吴樾炸弹袭击的五大臣游历欧美十余国，回国后向朝廷提交了一份观察报告——其实是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起草的。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实行君主立宪，进行政治改革。

  对改革的目标，当然有不同看法。富国强兵是其一。端方告诉慈禧太后，立宪还能保证“皇上可世袭罔替”——天下还是爱新觉罗家的。在端方这样的掌权派、康梁这样的改良派和各地的立宪派士绅看来，保中国和保大清并不矛盾，两者是一体的：只有改革才能保国，只有国家保住了，才能保住大清的统治；反过来，大清政权的延续，有利于社会稳定，降低改革的成本。

  但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家并不这么想。革命党人觉得，中国亡国灭种的最大危险，不是别的，正是清朝的统治。

  比起吴樾的炸弹袭击来，徐锡麟的计划要复杂庞大得多。刺杀恩铭只是一个开头。杀掉恩铭后，他将策动会党起义，夺取安庆，并由此南下。作为呼应，秋瑾会同时在浙江起事，夺取杭州，然后溯江而上；按照计划安排，徐锡麟和秋瑾将在南京会师，革命党将掌握整个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个雄心勃勃的安排似乎是曾国藩战略的一个翻版，可惜省略了无数细节，也忽视了计划实施中可能出现的种种不测，最终根本没能展开。

  但徐锡麟的行动仍然轰动了全国。在“暗杀时代”发生的所有暗杀事件中，徐锡麟刺杀恩铭无疑最有代表性：不但因为行动取得了成功，也因为整个计划功亏一篑。这次行动完美地验证了吴樾的理论：暗杀只是因，革命才是果。但是，要将暗杀的成果通过革命巩固下来，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徐锡麟很早就和会党有往来，加入了蔡元培组织的光复会。蔡元培、章太炎都希望能够在绍兴建立一个反满的基地，作为联络会党、策动反政府暴动的中心。具体的工作就落到了徐锡麟身上，地点就在徐锡麟创办的绍兴大通师范学堂里。

  大通学堂创建于1905年，是一间训练兵操的民办学校。筹备时缺乏经费，蔡元培的弟弟蔡元康和徐锡麟准备抢劫钱庄，因为陶成章的反对而作罢，最终出钱的是徐锡麟一位有钱的朋友。为大通学堂去省城办手续的是陶成章。

  徐锡麟办学时间不长。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准备通过捐官的办法，混入官场，掌握一支军事力量。徐锡麟的第一步是到日本学习军事。

  1905年冬天，徐锡麟带着家眷和一批学生抵达日本横滨，浙江籍的留日学生纷纷前去迎接，孰料他已经在神户上了岸。

  徐锡麟由神户乘车到东京，秋瑾在东京等候他们。秋瑾留给后世的形象是英风爽烈的“女侠”形象，却对徐锡麟夫妇关怀备至，亲自安排他们在日本的生活起居，就像在异国他乡重逢的邻家小妹。

  徐锡麟在日本投考军事学校，但没有被录取，原因很可能是近视。他进过几所短期学校，先是学习日语，后来学习警察知识，但时间都不长，中间还因事回国一趟，在日本前后待了不到半年时间——这段镀金的经历至关重要。回国后，徐锡麟用朋友资助的钱捐了个道台。时任湖南巡抚的俞廉三是徐家的亲戚，把徐锡麟推荐给自己的学生、安徽巡抚恩铭。徐锡麟随即被任命为安徽巡警处会办和巡警学堂的监督。

  1906年，秋瑾步徐锡麟后尘回到国内。1907年初，徐锡麟带着两名学生赴安徽上任，走前将大通学堂托付给秋瑾，请她整顿学校的秩序。此后，安庆和绍兴之间的书信往来不断，商议于当年夏天，由徐锡麟刺杀恩铭，然后浙江和安徽两地的会党同时起事。

  计划漏洞百出。浙江各地的会党根本无法协调行动。预定日期未到，好几个地方的会党蠢蠢欲动，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警觉，两江总督端方随即查办此事，拿到的名单上不但有浙江党人，连打入安徽内部的党人姓名也在其中——其中就有徐锡麟本人，只不过用的是假名。

  恩铭死于不慎，也死于对部下的信任。他居然把这份名单又交给了徐锡麟，让他主持查办。事已至此，徐锡麟来不及与秋瑾商议，仓促发动了暗杀。1907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恩铭前往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徐锡麟发表演讲后，和两名随从掏出枪，对着恩铭一番攒射。

  重伤恩铭后，徐锡麟按计划带领学生前去占领军械库，但到了军械库，发现枪炮都不能使用。清军将他们包围起来，徐锡麟抵抗一阵后被俘。负责处理此案的是两江总督端方。徐锡麟在口供中说，他想杀的满人有恩铭、端方、铁良和良弼——都是满族中主张新政的当权派和改革派。

  徐锡麟在安庆被捕，旋即被杀，恩铭的卫兵和侍妾残忍地分食了他的心和肝。在遥远的绍兴，秋瑾没能成功地发动暴动。徐锡麟的死讯传到绍兴之后，秋瑾的同志们劝她赶快离开，几次为她安排出走的路线，但秋瑾不为所动。她默默地坐在大通学堂里，一动不动，官兵破门而入，将她捕获。

  1910年：汪精卫画上句号

  1910年：汪精卫画上句号

  和前仆后继的暗杀相呼应的，是此起彼伏的暴动。规模较大的就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黄冈与七女湖起义，1907年的防城、镇南关起义，秋瑾和徐锡麟未遂的皖浙起义，1908年的马笃山起义、河口起义，1908年，安庆的新军再次起义，1909年，广州的新军暴动，到1911年4月，黄兴亲自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

  因为和梁启超论战而声名鹊起的汪精卫，起初觉得暗杀只是儿戏：如果杀几个官员就能逆转形势，推翻清朝，实现三民主义，革命不是太简单了吗？他提醒自己绝不要抱有这种偷懒的想法。然而他作为革命家名动天下，却是因为一起未遂的暗杀。他是这起暗杀的主谋，不但全程策划，而且准备亲自实施——可惜没有成功。

  从瞧不起暗杀到亲自从事暗杀，汪精卫的转变和当时萧条的革命形势有关。1910年之前一连串的起义失败之后，很多同盟会的人都感到推翻清朝无望，灰心沮丧的情绪正在扩散，这加剧了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的矛盾由来已久，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很多人觉得不过是画饼充饥。

  汪精卫受不了这种讥讽。他下定决心，要制造一起轰动的大案，以提振同志的信心，将他们再次团结在一起。尽管同志都反对他去搞暗杀，孙中山更加着急，打电报要他放弃暗杀的计划，他还是一往无前，于1909年冬天潜进了北京。

  汪精卫谋刺的对象，最后锁定载沣。此人后来成了宣统朝的摄政王，家住在什刹海边上，每天上下朝都要从一座小桥上经过。汪精卫和喻培伦、陈璧君等人在此踏勘多日，决定将一颗大号炸弹安装在桥下。

  炸弹将由电话线引爆，汪精卫具体负责操作。炸弹是革命党人中的“炸弹大王”喻培伦亲手制作的。

  埋设炸弹的过程一波三折。第一晚因为动静太大，引得附近一条狗狂吠不止，第二晚所带电话线又不够，都没有成功；第三晚动手的是黄复生和喻培伦，炸弹还没来得及完全埋好，不远处有个人打着灯笼走过来。黄复生恐怕事情败露，让喻培伦去通知汪精卫不要前来，自己躲在一棵树后观察。打灯笼的人到桥上看了看，若有所思的样子。黄复生决定撤退。炸弹太重，带不走，于是就地挖了个坑，将炸弹埋在坑里。

  打灯笼的人事后交代，当晚他内急了要上厕所，发现桥下有挖土的痕迹，于是报了官——一起策划多时的惊天暗杀，就因为这种无厘头的原因提前败露了。警察从炸弹上的铁壳找到铁匠，又从铁匠那里摸出了汪精卫等人的行迹，最后一举将汪和黄抓获。

  被捕后，汪精卫和黄复生争着为对方开脱，都自称主谋。对这两人的审判轰动一时，媒体大加渲染，北京城里尽人皆知。不过，汪精卫没有绝命，他和黄复生坐了一年多牢。武昌起义之后，清政府大赦党人，两人光荣出狱，再次轰动北京。汪精卫出狱后直接参与了南北议和——最传奇的刺客放下炸弹，就这样变成了政客。

  当革命者成为掌权者，刺客变成政客，暗杀者成为暗杀对象，革命党人的“暗杀时代”，就画上了句号。 （据《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