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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 细节透视巨变
进步还是保守 看发型一目了然
重构辛亥记忆,呼吁振兴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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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 细节透视巨变
剪发:一剪子告别旧王朝 商业:大百货公司出现
 

  1911年12月7日,清廷迫于辛亥革命的压力,批准了资政院提出的剪发、改历两个议案,终于准许大清国的臣民自由剪发、自由留发,不再将头发作为顺民良民的标志。辛亥革命移风易俗,革命从“头”做起,清末革命党兴,辫子成为他们反清的革命目标之一。武昌首义后,独立各省很快形成一股剪辫子的热潮,一条辫子的去留,成了革命的象征和弃旧从新的标志。而时髦的短发,也成了那时潮男潮女的“流行符号”。

  一剪子

  告别旧王朝

  头发成新潮符号

  一剪子

  告别旧王朝

  后来成为大记者的长沙人陶菊隐,在辛亥革命那年成为明德中学的学生。他说:“剪辫子是光复后最早形成的一种风气,大家认为不剪辫子就是甘心当亡国奴的明显标志,于是在学校中剪掉同学的辫子,当街剪掉路人的辫子。施者每每引以为乐,受者抑或啼笑皆非。有些遗老和顽固派害怕没有辫子见不得皇帝,就把辫子盘在头顶上用帽子遮盖起来,或者索性把头发全部留起来,改作道士装,借以躲过一劫。”

  毛泽东在湘乡中学搞了剪辫运动,不但剪了自己的发辫,还和另一位同学一起剪了十多个同学的发辫。剪辫运动兴起,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通令全国,革命党人陈其美劝谕民众,曾激昂地说:“剪去发辫,除此数寸之胡尾,还我大好之头颅。”革命成功后,执行最严格的命令,就是剪辫。

  对于剪掉辫子,当时人们心情各有不同,有人兴高采烈,有人郑重其事,有人垂头丧气,有人哀号连天。这股剪辫风潮从大城市到偏僻乡村推进,剪辫事大,一种风俗习惯对人们影响之深,而社会改造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旧习俗一朝要革去,在社会中产生的震荡的确不小。

  毛泽东组织过剪辫运动

  女子剪发成新青年风尚

  清末民国初年,中国的年轻妇女除部分保留传统的髻式造型外,又在额前梳一绺短发,时称“前刘海”。辛亥革命以后,进步的女青年开始时兴剪发。新女性们身着与传统服装式样截然不同的文明新装,有了更随意自由地装扮自己的诉求,而新的发型,也意味着女性解放的符号之一。

  在那张令人印象深刻的老照片上,16岁的林徽因正是清秀逼人的短发,彼时是1920年。据说最早由五四进步女青年兴起的“革命头”,有两种发式——偏分式和中分式,当时又称“拿破仑头”和“华盛顿头”,其实这正是当时流行的男子发式,并没有太多女性特点,之后,女性的发型越来越趋向自由,向着多姿多彩的时尚方向,展示着中国新女性们的自信与美丽。

  看来,从辛亥革命始,中国人头发的那点儿事,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都不是件简单的事。头上的发,是革命的诉求,也是革命与进步的符号。

  【商业】

  国货受到洋货巨大冲击

  小商铺干不过大百货

  清末民初,广州有多少人靠做生意维生?根据广东省咨议局在1909年的调查,城内商业店铺有2.7万家。然而,尽管传统小商业有着深厚的基础,但其经营规模与手法,在辛亥革命前后,受到一些新兴商业模式的巨大挑战。

  大百货公司带来新销售方式

  辛亥革命后,民风丕变,追求洋货成了消费主流,因此,舶来的商品、观念、娱乐方式、生活方式等大行其道。民国以后,经营洋服的店铺愈来愈多,生意大大胜于唐装。不独服装如此,衣食住行各种日用商品,只要有洋货进来,几乎都会压倒国货。在洋货的冲击下,国货节节败退。

  大百货公司的出现,是辛亥革命前后商界发生的一场革命性变化。1914年,澳洲华侨马应彪投资港币100万元,在广州长堤开办“先施公司环球货品粤行”,附设了化妆品、汽水、服装、鞋帽等十个加工厂,这是广州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它首创的不二价的营销方式,对百货零售业影响巨大。以前栏口、商铺买卖,都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在经营手法方面,先施公司还有很多了不起的创举,它在店内首设招待员导购、24小时内送货上门、质量问题可凭发票交涉等。先施还有一项划时代的创举,就是首次聘用女售货员。为顺利推行这一改革,马应彪的夫人霍庆堂女士亲自到柜台做售货员。这种经营模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16年,澳洲归侨蔡兴、蔡昌兄弟购下广州一块“旺铺”地皮,兴建了一座五层高的大厦——“大新公司支店”(之前在香港已开了一家),除经营百货外,还有天台游艺场,可以演大戏,也能放电影,并设有酒业部、饮冰室、浴室等,提供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后来又把大楼旁的空地辟成内街,后发展成著名的洋服街。广州的大百货公司以先施、大新、真光、光商为四大巨头,占据了大半江山,财大气粗,令许多传统店铺难以生存,即使经营洋货,也竞争不过他们。

  不爱茶楼爱酒店,更气派更时髦

  说到辛亥革命前后广州商业的变迁,不能不说饮食业。

  传统饮食业以茶楼为老大。茶楼的特点就是“泡”。一盅两件,可以泡上大半天,特别是广州西门口一带的茶楼,辛亥革命前,不少无所事事的满汉旗人,每天天刚亮便带着自己的雀鸟上茶楼,这边给鹌鹑洗澡,那边逗画眉唱歌,一坐就是一上午。直到民国以后,这种风气才渐渐消失。

  晚清十年,广州已经度过了鸦片战争的阴影,日子过得相对太平,酒家开始兴起,与茶楼一争高下。茶楼讲究随意小酌,兼营饼业;而酒家则以大型宴席为主。广州长堤的“东亚大酒店”创于1914年,是先施公司的附属企业,以豪华的设施和一流的服务,号称“百粤之冠”;“大三元酒家”创于1919年,与南园、北园、泮溪,并称“广州四大酒家”。在一般市民的印象中,酒家代表着豪华、高级、西化,上酒家是身份的象征。当时有一家“东亚大酒店”,酒店房间均以欧美城市命名,纽约厅与伦敦厅只一墙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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