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地下不断出土的证物，展示了蔡伦之前的造纸术，一次又一次地颠覆着千余年来的“历史定论”。

  直到今天，对蔡伦造纸说，仍然有着不同的表述。

  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在2011年5月播出的人文历史纪录片《纸的故事》，延续传统提法，“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造纸术被认为是典型的技术发明，它的发明者是东汉的蔡伦”。

  然而，当下正在中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课本《中国历史》，则使用了“蔡伦改进造纸术”的说法。书中写道，“甘肃天水的一座汉墓里，出土了一张纸。这张纸又薄又软，纸面平整光滑，上面有墨绘的山、川、路等。据考证，这是西汉早期用麻做的纸，也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纸。东汉时候，宦官蔡伦总结西汉以来的经验，用树皮、破布、麻头和旧鱼网做原料造纸，改进了造纸术。”那么，蔡伦到底是纸的发明人，还是改进者？

  “纸”墨官司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纸是蔡伦发明的，主要是根据《后汉书》的记载。

  《后汉书·蔡伦传》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据此，人们多把蔡伦向汉和帝献纸的元兴元年，也就是公元105年，作为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年份。

  《后汉书·蔡伦传》的作者范晔，是生活在南朝宋文帝时期的一位学者。其写《后汉书》的大部分史料，来自东汉官修史书《东观汉记》。《东观汉记》是东汉汉明帝刘庄在位时期（公元58年~公元75年），由大学士刘珍、班固等人执笔编写的国史。其中《蔡伦传》这一篇，又是后来崔寔、曹寿和延笃等三人奉东汉汉桓帝之命在公元151年补写的。这时距离蔡伦去世才30年。作者跟蔡伦是同时代人，因此有学者认为，《东观汉记》记述的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但是，《东观汉记》原书共有143卷。历经几个朝代之后，大部分已残缺散佚。明清只有辗转相传的辑录本。现在人们看到的《东观汉记·蔡伦传》是清朝乾隆年间姚之骃编定的《四库全书》中的辑本。

  有趣的是，这个辑本并列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个是（蔡）伦典上方造意用树皮造纸；另一个是蔡伦典尚方作纸。“典”是主管的意思；“上方”和“尚方”相同，指宫廷御用的作坊；“造意”是发明创造的意思。这两种说法，一个说他造意，一个没说。由此造成了长期争论的局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要查《东观汉记·蔡伦传》的原文，必须撇开明清辗转相抄的辑录本，直接从隋唐的古籍中寻找线索。如果拿隋朝《北堂书钞》、唐朝《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等书所引用的《东观汉记·蔡伦传》中的文字，跟《后汉书·蔡伦传》相对照，它们在内容上和提法上确有不同。隋唐时期学者引用的《东观汉记·蔡伦传》原文文字简洁，而范晔所写的文字详尽；前者无“造意”二字，后者却有“造意”二字。据此，有学者认为范晔写《后汉书·蔡伦传》有失真之处。

  到了唐朝以后，更是有不少人对蔡伦发明造纸术提出异议。

  唐朝张怀瓘在《书断》中写道：“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意思是，早在汉朝初年，就已经用纸逐渐代替竹简做书写材料了。到东汉和帝年间（公元105年），蔡伦领导皇家作坊里的工匠，改进和提高了造纸技术。

  北宋陈槱在《负暄野录》中说：“盖纸，旧亦有之。特蔡伦善造尔，非创。”

  南宋史绳祖在《学斋拈毕》中认为，“纸笔不始于蔡伦、蒙恬……但蒙、蔡所造精工于前世则有之。”

  《资治通鉴》中引用毛晃的话说得更加明白：“俗以为纸始于蔡伦，非也。”

  但是，也有很多人坚持认为《后汉书》的记载是准确的，该书《蔡伦传》不可信的说法，缺乏深入考证。

  这时，地下不断出土的文物，就成为探索“蔡伦以前是否有纸”最可信的依据。

  毁于战火的孤证

  1933年夏天，考古学家黄文弼受国民政府教育部派遣，率西北科学考察团至新疆考察。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里，首次发掘出一片西汉纸。

  黄文弼在发掘报告中对这张纸作出如下描述：“麻质，白色，作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质甚粗糙，不均净，纸面尚存麻筋，盖为初造纸时所作，故不精细也。”

  “麻是植物纤维。”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刘仁庆说，“判断是不是纸，主要看是不是植物纤维。植物纤维就是纸，动物纤维则是丝质品。”

  “麻质，说明是纸。”这位长期从事造纸教学和研究的造纸界学者作出如是判断。

  和这张麻纸一起出土的，还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的木简。黄龙是西汉汉宣帝（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的年号。因此黄文弼认定，“此纸亦当为西汉故物也。”

  罗布淖尔纸的发现轰动一时，为“蔡伦前有纸说”首次提供了实物证据。

  1937年当黄文弼率领西北科学考察团，携带文物从新疆返回南京时，中日战争爆发。这批文物又紧急转运武汉。不幸的是，西北考察团文物在武汉举办文物展时，遭遇日本飞机轰炸，所有展品全部被毁，其中也包括这张麻纸。

  罗布淖尔纸的发现虽然有明确记载，但这张纸毕竟已经不存在了，即使存在也是个孤证。因此，很多人对蔡伦前有纸说还是半信半疑，这其中也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所所长夏鼐。夏鼐曾在1955年针对蔡伦以前是否有纸的争论表态：“西汉有纸证据不足，尚不能作出否定（蔡伦发明纸）的结论。”

  推土机“推”出来的古纸

  1957年在陕西省西安市郊的灞桥，发现了一个至少不迟于西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7年）的古墓，从墓中清理出一叠纸，这就是后来被广泛争议的灞桥纸。

  1957年5月8日，陕西省博物馆接到灞桥砖瓦厂的电话：“在第二生产队的东北角挖土时发现铜宝剑两只。”

  次日，陕西省博物馆派程学华等人前往调查。程学华将从各处汇集的近百件文物逐一登记入册，然后用一辆吉普车运回博物馆。

  接手灞桥文物的是陕西省博物馆的李长庆。他在清理这批文物时发现，在一面三弦纽青铜镜下面粘有麻布，布下有数层粘在一起的纸。这个发现令已是文物保管部主任的李长庆感到非常意外。李遂将纸揭下，但已裂成碎片，共计88片，李将碎片分别用玻璃夹住，并将玻璃的周边用胶布密封好。

  后来，程学华把整个发掘整理经过写成发掘简报，刊登在1957年第7期的《文物参考资料》上，题为“陕西省灞桥发现西汉的纸”。

  这一发现，立刻引起各界极大的兴趣。

  专业人士很快注意到了灞桥纸的疑点。程学华在发掘报告上给出的结论是“类似丝质纤维做成的纸”。“如果是丝就不是纸了”，工科出身的潘吉星认为，必须搞清楚灞桥纸是由何种纤维原料构成的。此后，潘几次赴陕西调查，并带回了陕西博物馆提供的灞桥纸样品。

  1964年7月的一天，潘吉星带着灞桥纸样品和中科院介绍信，来到位于北京朝阳区光华路的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请求进行分析化验。

  当时负责给潘做化验的是王菊华。根据显微图片，两人都认定灞桥纸是麻纤维。但分歧在于是何种麻，王菊华认为是黄麻，而潘吉星认为是大麻。

  1964年12月21日上午，潘吉星在中科院开会，正巧碰上考古所长夏鼐。夏鼐开口就说，如果是黄麻，那灞桥纸就有问题了。大麻是中国原产物，但黄麻原产于西亚和北非，宋朝以后才传入中国。汉墓里怎么可能有宋朝的东西呢？夏鼐建议潘吉星再做一次化验。

  1965年11月，潘吉星找到四川大学生物系。当时还是副教授和讲师的郑学经、李竹承担了这项工作。经过与其他各种麻的对比，郑、李两人认为，灞桥纸是大麻为主，兼有少量苎麻。

  大麻产自北方，苎麻产自南方，但都是中国原产。至此，事情似乎应该有一个定论了，但是灞桥纸仍然饱受质疑。争论中最大的焦点就是，灞桥纸是从被推土机破坏后的汉墓中发现的，由于不是科学发掘，出土位置和确切年代都存在很多疑点。

  世界上最早的纸

  灞桥纸发现以来，甘肃、陕西又相继出土了金关纸、中颜纸、马圈湾纸等西汉古纸。但是西汉纸接二连三出土，不仅没有使蔡伦以前是否有纸的争论逐渐平息，反而伴随着每次考古新发现，都引发出一场更为激烈的争论。

  直到1986年的一天，甘肃天水放马滩的一个汉墓里，出土了中学课本中提到的那张“又薄又软”的纸。造纸界、考古界、史学界一下子安静下来，纷纷把目光集中于这次新发现。

  主持这次发掘的甘肃省考古所研究员何双全介绍，放马滩纸的出土年代为西汉初年文、景二帝（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41年）时期，比蔡伦造纸早了近300年。

  与以往考古发现不同的是，这次出土的古纸质量较好，纸面平整光滑，质地薄而软，上面还有用墨线绘制的地图。

  事实上，纸张完全用来当书写的材料，还是东晋（公元4世纪）以后的事。放马滩以前出土的西汉纸，匀度不大好，厚薄相差较大，它虽然可以用来书写，但是看来做杂用的可能性更大。然而放马滩纸的发现，证明早在西汉初期，纸已经开始用于书写了。

  一次性出土297张西汉纸

  1987年，在甘肃敦煌悬泉置，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队员采集到多枚暴露在地表的木简。当时正在敦煌考察的何双全被紧急调往现场。根据地表发现的汉简，何双全确定这是“汉代遗址无疑。”事后，甘肃省考古所决定，悬泉置遗址暂时以地下掩埋保护为主。

  何双全回来后，始终惦记着这处汉代遗址，此后的两年每年都去勘察。1989年勘察时，发现地表被挖了5个洞，“坏了，有人盗墓。”何双全立即给上级打了报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1990年冬，开始对悬泉置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长达3年的发掘过程，一次又一次地给何双全惊喜。悬泉置遗址共出土古纸550张，其中西汉纸297张，7张西汉纸上有字，成为目前我国考古发掘中发现古纸最多的地方。

  悬泉置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与安西县交界处，西距敦煌市府（古沙洲）60公里，东去安西县府（古瓜州）60公里，是汉代驿站遗址。

  遗址占地22500平方米，包括办事机关、马厩。院外西北部是垃圾堆，大部分遗物、简牍都是出土于此。

  据何双全介绍，文物堆积的土层层次十分清晰，出土纪年木简最早的为西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最晚的为王莽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纸的年代与此对应。

  何双全带着潘吉星到过正在发掘的现场。此后两人接受采访时，都提到一个细节，他们看到汉简和古纸纽在一起。

  “除此之外，纸上字体也可以分辨纸的年代。”何双全说，西汉和东汉的书法不同。西汉是半草半隶的书法风格，到了东汉，要么隶书，要么草书，风格比较统一了。

  何双全将发掘简报刊登在《文物》杂志2000年第5期上。长达40万字的最终发掘报告，他仍在撰写中。他说，这是他退休前最重要的事情了。

  至此，“蔡伦以前有纸说似乎没有什么疑点了。”何双全说，“悬泉置297张西汉纸的发现，为研究造纸起源提供了丰富的实证。”

  （据《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