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权交替的关口，像竺可桢这样的著名知识分子，是国共两党争取的对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政治风向的一部分，他们处境微妙复杂，也险象四伏。在当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中，除24位选择离开外，其余的都像竺可桢一样，选择了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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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校长 抗战中打造“东方剑桥”

  194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头。整个中国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巨变，而这个年头的每个人，也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对于竺可桢来说，他的抉择还要多一重：他这个浙大校长还要不要干下去。

  他已经在浙大校长的任上干了13年。

  1936年1月，正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的竺可桢，听老友翁文灏说，浙大的原校长郭任远干不下去了，国民党中央委员陈布雷准备向蒋介石推荐他出任此职。

  竺可桢的第一反应是不愿意。他知道大学校长工作的纷繁复杂，更放不下他热爱的气象研究工作，放不下他亲手打造起来的气象所。蒋介石为这件事，专门约见他面谈，竺可桢本来想当面向蒋辞谢，但蒋见了竺可桢印象甚好，更要任命他做浙大的校长了。

  许多朋友都劝竺可桢赴任，理由是，中国的文化近年来衰退，需要一所大学做中流砥柱。竺可桢自己也在日记中写道：“郭（任远）之失败乃党部之失败……故此时余若不为浙大谋，（而采取）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到了3月，竺可桢告诉陈布雷，他可以接掌浙大。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上任，没想到，不久后战争就爆发了。

  竺可桢任浙大校长的13年中，经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浙大四迁校址，在千里跋涉中艰难办学，竺可桢在“求是”的校训下，选贤任能聚集起一大批一流教授人才，到抗战结束时，当时在西南一隅的浙大已跨入中国一流大学的行列，成为当时最好的四五所大学之一，被誉为“东方剑桥”。但到了浙大复归杭州以后，竺可桢发现，他这个校长更难当了。一方面，国民党日益腐败独裁，统治越发残酷；另一方面，学生们的反抗情绪越发激烈，动不动就上街游行。

  学生之死 “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

  1947年10月26日凌晨，浙大的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和另外3名同学被特务秘密逮捕。竺可桢当天中午得知消息，立刻前往营救，而那些高官们，有的高卧未起，有的推说不知，最终才确认于子三确实被捕了。按当时的法律规定，刑事拘留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但保安司令和警察局长一再推托，学生们被激怒，说，如果29日人没有被送法院或释放，30日就罢课！

  29日下午，省政府来了消息，说有要事要谈，却又久久不见人来。竺可桢心知有异，又赶到省政府，被告知，于子三已经“自杀”了。看到于子三伤痕累累的遗体，竺可桢几乎晕倒。当国民党特务们要求竺可桢在“自杀”的检验证书上签字时，竺可桢说：“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证明他是自杀的！”

  竺可桢对于学生的感情，用浙大校友们的总结，叫“爱生如子”。当年的浙大毕业生，后来中共浙大地下党的负责人许良英说：“当时全国没有几个大学校长能像他那样，有学生被捕，他都要到监狱去看学生，审判时他直接去旁听，他比学生的父亲还关心。”1943年5月29日，竺可桢到重庆的北碚去看望两名被关押的学生。在那天的日记中他写道，看望完回到车站，他看到“一穿制服者押一学生模样的加手铐者来，余为之泪下”。

  作为大学校长，竺可桢一边要与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抗争，一方面又要平息校内学生们的情绪，希望他们不要做出过激行动。然而浙大的学生罢课了，而且教授们也参加了，成为浙大历史上唯一的罢教。接着，北平、上海各校开始响应，形成1947年中国的第三次学运高潮。这时的竺可桢在努力劝说学生们复课但学生们不听的情况下，生了辞职之心，他匆匆赶赴南京。刚到那里就听说，学生们已表示次日复课，并支持校长在南京的一切行动。当南京的新闻记者前来采访，问到于子三是否自杀时，竺可桢回答：“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他的言论一出，国民党当局十分被动。

  竺可桢多年后在一份“思想自传”中写道：“国民党特务视浙大为眼中钉，而且在他们看来我是站在学生方面，是他们的对立面。在他们撤走之前，有可能做对我不利的事情。”

  感受善意 地下党建议庆祝生日

  竺可桢对学生的爱护，也是获得共产党方面好感的重要原因。

  1949年2月，在中共地下党控制下的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起了为竺可桢祝贺60岁生日的活动。当年中共杭州市工委的负责人之一许良英说，活动是他建议的，在浙大校园里搞了一个星期，还举办了浙大校史展览，不光是学生，许多教授也参加进来。作为竺可桢，他并不知道这个活动背后是有组织的，而且学生们以为他的生日是2月25日，实际上是3月7日，但他确确实实感到了浙大师生们对他的厚爱——那份感情都是发自内心的。

  在此之前，许良英还主持做了一件事，在1949年元旦的时候，以“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的名义，给一批进步人士写信拜年，并希望他们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竺可桢是收信人之一，他应该感受到了来自中共的善意。“竺可桢在1949年的4月30日突然离开杭州，这令我们也感到很意外。”许良英说。

  但是，竺可桢到了上海后，马上又受到了他的学生们，另外一批中共地下党的保护。

  离开浙大

  为营救学生身心俱疲

  以竺可桢原本对大学教育的理解，大学就是个学知识、培养人格、做学问的地方，不应掺入那么多的政治。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真空之地。于子三的遗体下葬时，学生们不顾禁令，打着写有“复仇”大字的旗帜，并散发挽歌：“抬着你的尸体往前走，走在这中国的土地上，仇恨的人呀，记着记着，今天将将士来埋葬。凶手凶手，你不要太高兴，你的死期将到临……”竺可桢一看就知道，这样的队伍上了街，非得酿成惨案。他和学校的老师们极力劝说将葬礼延期。但就是这样，突然从校外冲进一伙暴徒对学生大打出手，一些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

  竺可桢后来的校长生涯，就这样将大量时间消耗在政治风潮上，为营救学生和为浙大争取资金，他身心俱疲，心生厌倦。

  竺可桢想辞去浙江大学校长职务的念头已经有很久，但他离开浙大的决定做得很突然。1949年4月28日，他接到教育部长杭立武的一封电报，要他立即到南京去，他回电说现在去不了，因为学校面临疏散传闻，人心惶惶。后来，他得到浙江省保安司令的保证，决不会到浙大抓人，觉得对学校可以放下心了，又听说社会上关于他要出任中共的维持会副主席，他觉得此时再留在浙大，很难讲清自己与政治的关系，那么杭立武的电报，就是离开浙大最好的理由。

  决心已定

  打定主意不去台湾

  4月29日，当竺可桢登上从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时，发现车上挤满了军人，他根本上不了车。换了一趟车上去，从下午2时30分直等到7时还不开车，大雨将所有等候的人浇得湿透了，谁也不知几点能开车。晚11时许，车终于动了，又不断停下，有士兵从窗口强行爬入，而车站上，已经见不到站长，这一夜的火车，走走停停，让竺可桢饱尝“兵荒马乱”的滋味。

  到了上海，竺可桢住在朋友处，他听到了黄莺正在啼鸣。沪、杭、宁一带，当时正值最好的春光，樱桃上市，洋槐盛开，可是，自己将何去何从？此时竺可桢对国民党已经彻底失望，而且，中国大陆是他研究气象最好的天地，他打定主意不去台湾。

  街头偶遇

  婉拒蒋经国赴台邀请

  1949年5月6日，竺可桢在上海的枫林桥上与蒋经国不期而遇。此时，蒋经国正在上海指挥将国库中的金条运往台湾。

  虽然竺可桢与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素来关系不错，但现在蒋经国是竺可桢最不想遇到的人。蒋经国开口便劝竺可桢赶紧赴台，并说是以父亲的名义请他去的，竺可桢婉言相拒。回到住所，竺可桢向学生讲述了这件事，他的学生中很多都是中共地下党员，马上建议他以后少出门、少露面，竺可桢听从了。

  竺可桢确确实实感觉到了危险。在这一年的2月，他得知浙江省主席陈仪被免职的消息。陈仪一向对浙江大学多有照顾，这让竺可桢“心里极为不安”。特别是听说陈仪的罪名之一，就是因为此前浙大5名学生被释放时，学生们沿途游行并贴标语，结果被特务们报告上去，说陈仪对学生们的行为不闻不问——这让竺可桢不能不联想到自己，他对学生的“纵容”在国民党当局中是出了名的。

  到了4月，有朋友告诉竺可桢，他已被国民党当局列入一个“和平分子”黑名单中。

  到了这种政权交替的关口，像竺可桢这样的著名知识分子，是国共两党争取的对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政治风向的一部分，他们处境微妙复杂，也险象四伏。

  国民党方面要拉他去台湾，而且通过不止一条渠道向他表达。他的老友傅斯年从台湾来电，邀请他去台湾大学，他予以辞谢。

  上海解放

  写下见到解放军的好印象

  5月26日，竺可桢一觉醒来，上海已经易了帜。“解放军在路上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在当天日记中，竺可桢写下了他见到共产党军队的好印象。

  新中国成立之后，竺可桢担任了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在当时李四光尚未回国的情况下，作为搞自然科学的科学家，竺可桢以他脚踏实地的工作和崇高的人望，为建立中国科学院立下了汗马功劳。

  据学者傅国涌的研究，当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中，有24位选择了离开，其余的都像竺可桢一样，选择了留下。

  （综合《中国新闻周刊》《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