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5年8月到1947年5月，中国各地共逮捕日本战犯2357名，相继在北平、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经过各地的紧张审判，35名战犯被执行死刑。为统一审判在华日本战犯，中国于1946年2月15日正式成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统一审判由中国驻日代表团引渡和从全国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战犯。

  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下，中国军事法庭对屠杀南京人民的刽子手谷寿夫、屠杀300多名中国人的乙级战犯田中军吉、进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等进行正义审判，并处以极刑。

  南京审判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既有爱国法官以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伸张人类正义、严惩侵华元凶的民族正气歌，又有侵华战犯无耻狡辩的群丑曲，更有蒋介石、何应钦为发动全面内战包庇侵华战犯的卖国戏，亦不乏中国法官在复杂条件下为完成艰巨任务而斗智斗勇的动人故事。

  东京雪恨 “战犯不判死刑我无颜见江东父老”

  昔日法官日记解密尘封历史

  当年，东京审判时，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的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梅汝璈代表中国前往东京审判战犯。1973年，梅汝璈法官去世，东京审判的诸多细节一直鲜为人知。

  几年前，梅汝璈的儿子梅先生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父亲所珍藏的一本日记，在日记中梅汝璈记录了那段尘封的历史。梅先生对记者说，父亲生前并没有向他谈起过那段记忆。

  10位大屠杀幸存者到东京作证

  “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严格遵循英美法系的审判程序进行的，给予了28位战争嫌疑犯充分的辩护权利，他们也组织了庞大的律师团。”梅先生说。

  而当时参与指控的中国检察官是时任上海第一特区法院首席检察官的向哲浚，上海著名律师裘邵恒也随行前往东京，任“法庭中国代表秘书”。《为30万冤魂呐喊》一书披露，1946年3月~6月，裘邵恒两度回国收集日本战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国际法庭还派了一架专机供他使用。

  当时听说国际法庭需要收集日本战犯累累恶行的证据，南京城数以千计的群众前往国民党的高级法院投诉。裘邵恒总共翻阅登记了上万份资料，最后筛选出10位幸存者到东京作证。

  血证让日本记者连说3个“惨”字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审判中，最沉重也是最震撼人们心灵的一幕恰好发生在对“南京大屠杀”审理的时刻。1946年9月，为弄清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法庭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

  第一个出庭作证的，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他目击了南京大屠杀，他说从12月13日开始，在六七个星期里日军一直在屠杀中国人。3个死里逃生的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也出庭作证。通过他们的陈述，“屠城”的种种惨状震撼了每一位旁听者。

  更为难得的是，法庭得到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一段105分钟的纪录片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令世界震惊。看完纪录片中一个个残忍的镜头，在场的日本记者连用3个“惨”字形容：“那一刻，令人战栗不已。”

  判决结果由11位法官投票表决

  据梅先生说，开庭后，旁听席上每天都座无虚席，法庭旁听券的黑市价格曾卖到800日元一张，当时日本人的月薪也就500日元。整个审判历时两年零7个月，公开开庭818次，英文庭审记录4.8万余页，12个国家共419名证人出庭作证。

  据后来的史料记载，法庭最后的判决结果是由11位来自各国的法官通过投票表决的。据梅先生回忆，其父当年在接受《申报》采访时说，最后表决前的一个星期里，他几乎睡不着觉，那是惊心动魄的关键时刻，他说：“要是那些罪孽深重、残害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战犯们连死刑都判不了，我还有什么脸面回去见江东父老？”

  1947年2月6日，国民党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庭审理了南京大屠杀的首犯谷寿夫。

  当年参与审判的法官葛召棠的儿子葛文衡曾撰文透露，为了让全家人都能为历史做见证，他父亲当时邀请了四叔葛叔棠、五叔葛季棠到南京参加旁听。葛文衡说：“叔父参加了审判旁听，并录有文本，可以为历史作证。”

  据葛文衡介绍，在南京大审判之前，全国各地的报纸均刊登了相关消息，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同时向海内外广播，南京市各区街更是贴满《通告》。开庭时，参与旁听的人数高达上千人。

  第一个接受法庭审判的是南京大屠杀的首犯谷寿夫，他是日寇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一贯态度嚣张，为人又阴险狡诈，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对选任合适的主审法官犯了难。他想来想去，想到了叶在增。

  叶在增的儿子叶于康如今在江西九江，他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当时他父亲40来岁，属于年轻的法官，在审判前，父亲多次随检察官陈光虞到中华门外花神庙的万人坑实地视察，取回大量证据。开庭时，法庭上陈列了从屠杀现场挖出的数以百计的受害者头颅，显得肃穆惨然。

  南京雪耻 谷寿夫被枪决10万市民拍手称快

  多方查实遇难同胞人数为30余万人

  1947年1月下旬，石美瑜曾亲自指挥军事法庭检调人员及法医，在南京中华门外挖掘出大批掩埋受害者遗骸的“万人冢”，他还多次亲自查看受害者头颅遭重击的情况。当时，“万人冢”的挖掘引起中外震惊，并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铁证。正是经过石美瑜等司法人员的多方查实，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数字最后被证实为30余万人。

  在铁证面前，谷寿夫最终被判了死刑。

  中国检察官人道转交恶魔“发肤”

  1947年4月26日中午，谷寿夫被押往雨花台刑场，沿途10多万观看的市民无不拍手称快。行刑前，谷寿夫吃力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白绸小口袋，递给检察官，低声请求说：“袋里面装有我的头发、指甲和一首诗，请先生转寄东京都中野区富士町53号我的家属，让我的身体发肤回归故土。”中国检察官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接受了谷寿夫的小口袋和请求。（据《广州日报》）

  “百人斩”杀人比赛

  恶魔被处决

  1937年11月，在侵华日军由淞沪战场向南京进军的途中，有两个杀人成性的日军少尉，他们提出进行灭绝人性的“砍杀百人大竞赛”，以谁先杀满100人为胜利。

  这两名刽子手一名叫向井敏明，另一名叫野田毅。杀人比赛的大致过程是，在无锡至常州间，向井敏明劈死了56人，而野田毅则杀了25人。12月2日，向井敏明与野田毅已随队攻到丹阳县城。他们一路上逢人便杀，一共又杀死了70名中国人。12月10日中午，二人再次会面时，“战绩”为106∶105，向井敏明比野田毅多杀一人，但是因为分不清到底是谁先杀够100人的，于是又重新开始以杀满150人为目标的竞赛。

  1947年12月18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公审。在审讯阶段，两人均矢口否认参与过“杀人比赛”。但审判法官龙钟煜通过有关途径得到一份《东京日日新闻》，成了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杀人比赛”的有力证据。

  该报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一幅照片：两个高矮不同的日本军官一人拿着一把武士刀，狰狞狂笑，标题是《超纪录的百人斩》。

  1948年1月28日，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被押往刑场执行死刑。

  （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