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作家叶开在阅读了女儿的语文课本后发现，很多课文品质低劣，入选名作亦遭大量篡改，“这样的课本简直是一堆垃圾”。

  作为《收获》杂志的编审，一位职业文字工作者，叶开以笔为飞刀，掷向中国的语文教育。“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说，“我们只能自我教育，让孩子读到世界上最好的文字。”

  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廖增湖有过两次难忘的作文经历。

  第一次，女儿乔乔的班主任要求各位家长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是《我看考试》，优秀作品将选登在校报上。

  42岁的男人将自己对考试的恐惧和绝望写成文章，改了两遍，交给老师。之后，就没了下文。很久以后，女儿拿回报纸，他“拜读”了被选上的文章，都是对考试热情洋溢的歌颂。他这才知道，此类应景之作是有格式的。

  2007年，他应江苏《现代快报》之邀，写了一篇江苏省同题作文《怀想天空》，结果被资深语文教师判定离题。

  两次经历不仅难忘，也颇让他尴尬。

  廖增湖还有个身份——作家。在圈子里，他笔名叶开，素来以文章不落俗套著称，几部长篇小说的口碑很好，被评论界称为“上海的王朔，中国的拉伯雷”。

  后来，女儿学到三年级第七单元48课《智烧敌舰》时，遇到一个问题：“三国里谁最有智慧？”女儿刚看过《三国演义》彩图本，觉得答案应该是：孔明和庞统。叶开在一旁看了，颇开心：“孩子是真看明白了。”但次日老师批改此题时，给了女儿一个大红叉，因为标准答案是：诸葛亮。

  这太荒诞了。叶开有些愤怒：“这么干，简直是误人子弟！”

  从那时起，他花更多时间留心女儿的语文课本，一看吓了一跳，很多课文品质低劣，入选名作亦遭大量篡改，“这样的课本简直是一堆垃圾。”

  2009年，他的朋友，《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晓苏请他开个专栏，叶开正憋着一肚子话，于是一口气写了12篇专栏文章，批判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的现状。他给专栏起名“语文之痛”，引起各方关注，而今年前不久，又出版新书，题目直截了当——《对抗语文》。“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说，“我们只能自我教育，让孩子读到世界上最好的文字。”

  随意篡改“更光明”

  乔乔使用的是上海本地编写的教材，语文教材按照不同的主题门类，分成若干个单元。很多文章停留在粗糙的说教层面，语文课变成了思想品德课。

  叶开说，语文教育的核心，不是意识形态的道德教化，不是思想改造，而应是让孩子们认写文字、阅读经典。

  在道德说教单元，能套进去的名篇经典其实很少，仅有的几篇又会被编撰者削足适履，加以低劣的改造，很多文章变得毫无营养。

  巴金的《鸟的天堂》被选入教材后，叶开花了两个晚上，将原文和课本中的修改版做了对比。他的结论是：改得很糟糕。

  比如，巴金写清晨阳光照在水面上，也照在树梢上，“一切都显得非常明亮”，课文中被改成“一切都显得更加光明了”。叶开觉得，“光明”远不如“明亮”自然，有故意拔高意境之嫌。

  再比如，巴金写小船缓缓动了，“向河中间流去”，这里的“流去”在课本里被改成“移去”，两者意味微妙间迥异，叶开直呼，“这样随意篡改，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思维？”

  类似的细节还有很多，叶开说，原本巴金用得很精妙的一些词句，被改动后，成了“课本垃圾”。

  “不署名”潜规则

  “我们的课本设定孩子都是笨蛋、无知者、很低级。”12月1日，叶开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所以才会有那些低级的、随意篡改、粗制滥造、幼稚的课文。

  小学语文教材上海版四年级二册，共8个单元，40篇课文，只有第一单元第一篇的《燕子》署名作者是郑振铎，其余都没有作者。课文不署名，违反了《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

  “不署名”就像一把尚方宝剑，被那些教材编撰者拿在手里，随意篡改别人的文章，其中一些被改得面目全非，甚至只是取了原作一个写作主题，其实也可以说是变相剽窃。但如此之举，俨然行业潜规则，没人出来说破。

  那些无名之文中，有一篇《餐桌上的大学》，原来是意大利作品，却被篡改成中国作品。原文中的父亲晚餐后斟了一杯红酒，听孩子们汇报一天的学习收获，进了课文，文章主旨没变，但细节全部篡改，比如外国男孩费利斯改成中国男孩雨生，红酒改成酒等等。

  叶开说，教材的编撰者难道不知道，中国人很少有饭后喝酒的习惯，一般是饭中饮酒，真要想改，为何不能认真思量一下，改成“泡了一壶茶”或者“点起一支烟”呢？“在改别人的文章时，基本的细节和前后逻辑要通顺吧。”

  “另一种毒素”

  在中学语文的课堂上，朱自清的散文在众多课文里傲然孑立，但这样的名篇，一旦与陈旧的教学相遇，就会释放出“另一种毒素”。

  在统一的教案和教学大纲的指导下，《荷塘月色》会被语文老师讲解成，该文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作者内心的苦闷和彷徨”。“这不仅是破坏，而且是误导”。

  事实上，当时的朱自清，除了苦闷外，最后选择了超然的态度，他的小资阶级家庭背景和交友的趣味，让他养成独特的人生观。而这一切，自然不会被语文老师解读。

  叶开说，语文不是独立的、封闭的领域，不是特种行业，它需要不断链接、不断去发现。

  如果说语文教材出了问题，能够有老师来扳一扳，可能还好一些。语文老师应该是个“救生者”的角色，在关键时刻将孩子从陈旧的教案中解救出来。

  但很多时候，“老师拿个棒子把学生敲昏，然后再把这些东西灌进去”。12月1日，一位高级语文教师看完《对抗语文》后，给叶开发来短信：“教师不是单独的一个职业，可能同时肩负父亲或母亲的责任，这样想，你的体会才能更深。”

  “文字谎言的堆砌”

  叶开从华东师大毕业时，在作家马原和格非的劝说下，留在上海郊区一所职业中学教基础语文。因此，他根本不是一些质疑者眼中所谓的“外行”。

  叶开以教师的眼光说，有些文章虽然没有经过太大篡改，但本身就存在问题，不适合选入语文课本。

  另一篇出现在语文课本里的名篇——《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如此。这首诗，可以说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所以当叶开对这首诗提出疑问时，一位网友坚决捍卫说，他每次读到这首诗，都会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首诗的爱憎如此分明：“爱保姆，恨父母”。但在正常的逻辑下，谁会恨父母而爱保姆呢？叶开搜集了几份有名的教案，它们对课文核心思想的解读，居然和当年叶开上学时并无差别：“通过分析人物形象，理清诗人情感发展的脉络，体验诗人对劳动人民真挚、热烈的感情以及对旧世界的仇恨和诅咒。”

  长期课堂标准化灌输的教育，永远千篇一律的强迫性理解，让学生们对这首诗充满了习惯性情感。叶开说：“这样的爱恨逻辑，从阶级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的人性出发，真的符合逻辑吗？”

  叶开说，这样的文章不该选入语文课本，那些所谓美的段落更不该让孩子们背诵。首先它“不真实”。说白了就是“文字谎言的堆砌”。

  韩寒也讲过一句话“撒谎就从作文开始”。叶开觉得有道理，“我就不让我女儿撒这个谎”。

  “我发现我不是一个人在愚公移山。”叶开说，比如在浙江，20多位语文老师自发组成研究小组，推出《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而早在2002年，东北一位基层教师自制语文课本实施教学的案例也被媒体曝光。而在对抗语文上面，郑渊洁和韩寒也走得很远，前者自做课本，教育儿子；后者拒绝课堂，独立闯荡文坛。

  冬日的风寒意袭人，叶开若有所思地说：“对抗语文，是一种积极的对抗，别把我当成烈士。”

  （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