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波

  最近，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一名新当选副市长的履历受到媒体质疑。据介绍，2008年12月，时任七台河市新兴区区长的刘丽因一起煤矿安全事故被免职，次年2月，刘丽复出担任七台河市建设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和市政建设工程管理处主任，今年1月当选七台河市副市长。针对网友质疑，七台河市委组织部一位工作人员称，“免职后复出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免职并不等于撤职。”（详见本报今日8版）

  这话并非毫无根据，无论是《纪律处分条例》还是《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处分种类中没有“免职”一说。“免职”含有“不再担任”的意思，属职务正常调整，不具有处分的含义。

  但中央于2009年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十条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新规定的目的，就在于防止一些地方和部门钻政策的空子，将犯错误的官员以“免职”的方式予以“保护”起来。既然如此，七台河市有关部门就不能不拿“免职”当“处分”，而应严格遵照规定，对违规行为严肃问责。

  现在常见的情形是，一个单位被发现了问题、曝出了丑闻，为平息事态，应对舆论压力，上级部门很快将单位负责人免职，给人的印象是，该负责人因为所在单位的问题受到了问责处理。没过多久，这名官员在其他地方或部门复出任职，引起舆论大哗。

  要堵住官员问责制度的漏洞，加强问责处理的实效，阻塞被免职官员“闪电复出”之路，首先必须对官员免职进行严格区分，是正常职务调整还是问责处理，在免职时必须明确宣示，防止免职时以貌似“问责处理”高高举起，复出时以“正常调整”轻轻放下。

  更关键的是，要全面整合《规定》、《党纪处分条例》、《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内容，减少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软性”问责形式，更多采用记过、降级、撤职乃至开除公职等处分手段，切实强化官员究责的惩戒效应，抬高官员复出任职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