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被日本人占领的北京，一位老人搬进外国人聚集的使馆区。只见此人身着长袍，花白长髯，头戴一顶无檐圆帽，上面镶嵌着一块硕大的红宝石；操着一口标准的京腔，老练地招呼着仆役，俨然一个满清遗老。当他转过脸来时，却让周围的人吃惊不小。此人并非中国人，而是一位白皮肤、蓝眼睛的英国老头。他就是埃蒙德·巴恪思，据说他是慈禧太后的情人。从1898年来中国，此时的巴恪思已经在北京居住了41年。

  这位垂暮的老人，把中国当成了他最后的归宿。如果不是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这个外国人也许就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2012年伊始，巴恪思的一本回忆录《太后与我》在中国出版，里面自曝他“慈禧情人”的身份，似真似假，惊世骇俗。

  出身贵族：接受的是精英教育

  1873年，巴恪思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祖上曾是显赫的奎克家族，他自己是英国从男爵（地位在男爵之下，骑士之上）。用今人的眼光看，巴恪思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精英教育：他相继就读于寄宿制私立名校圣乔治中学、温彻斯特艺术学院，后来还上了一阵子牛津大学。根据他的记述，他的同窗中不乏名垂青史的人物，如曾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不过他对这些同窗名人并无好评。比如他描写丘吉尔：“在学校时，我们经常被体罚，犹记得温斯顿·丘吉尔会大呼小叫，不等打在身上便已经胆怯逃开。”

  巴恪思与崇尚自由、作风大胆的英国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素来交好。1895年，王尔德获罪入狱，巴恪思百般营救却未能如愿。可能是在奔走呼吁的那几年里，他对本国同胞产生了怨恨，于是来到中国。他结交晚清的王侯贵胄，过了一段纵情声色的生活。

  语言天才：翻译中文得心应手

  巴恪思虽放荡不羁，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语言天才。1898年他来北京时，已经会法语、拉丁语、俄语、希腊语和日语。不到一年，他又熟练掌握了中文，成为《泰晤士报》以及英国外交部的翻译。《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莫里森曾写过他：“在北京城，没有人能像他一样翻译中文如此得心应手。”巴恪思的才学很快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03年，他被特聘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法律和文学教授。一年后，他成为英国外务处专员，又学了一口流利的蒙古语和满语。

  从以下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巴恪思对中文及中国文化的精通。一是某日慈禧太后赏赐巴恪思财物，他回旨道：“奉恩自上无地见容，恭蒙亲温之词感愧奚似。仰承荫蔽，贱躯尚佳，当效驰驱，答报慈恩于万一也。远臣九叩。”这样端正古朴的文字，绝非普通中国人所能写就。再如他在自己的书中形容慈禧年轻时被封为懿妃，特许回乡省亲，将此情形比作“让人不禁想起《红楼梦》里的著名章节：元妃省亲的场景。”可见他不仅熟读中国经典，且信手拈来，恰如其分，令人惊叹。

  终身未婚：经济状况也是个谜

  与巴恪思同时代的人形容他：他性格古怪又彬彬有礼；他十分健谈，但又是个隐士；他的服饰及生活习惯都完全中式；他我行我素，总是尽量避免与西方人接触，到访某地之前总遣仆人先行，确保并无外国人在，甚至坐人力车时倘若从外国人身边经过，也会掩起面孔。但除了这些怪异行为，几乎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认为他好客又风趣。“二战”爆发后，巴恪思迫于战乱，住进使馆区。1944年去世，享年71岁。

  巴恪思终身未婚，他的经济状况也是个谜。他仿佛从慈禧太后那里得到过不少赏赐，但他生性豪爽，一掷千金。他年轻时显然是个贵公子，临终时却像一个乞丐。这位赠送了牛津大学图书馆大约3万本图书和手稿的学者，离开人世时，只留下少得可怜的私人物品：几件旧衣服、一只旧旅行钟表和少量书籍，在他的一只红色皮箱里，装着他继任从男爵职位的记录文件。

  书中回忆：在慈禧床上目睹政变

  巴恪思职业生涯中的辉煌时期是在1910年，他与《泰晤士报》的记者濮兰德合作，出版了《太后统治下的中国》，此书风靡世界，一时被传为旷世之作。他们合著的另一本书《北京宫廷回忆录》，在学术界同样广为称颂。

  晚年，巴恪思在病床上又写出了两本注定引发全世界轰动的回忆录：《往日已逝》和《太后与我》。其中，《往日已逝》记录了他在英国和欧洲的年轻时代，《太后与我》则集中于晚清时期寓居中国的生活。

  据巴恪思在书中说，1900年夏末，他从颐和园抢救了大量文件，使之在八国联军入侵时免于损毁。因此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赐，赐尚书职衔、一品顶戴、世袭二等爵、两眼花翎、一套春秋朝服、一件貂皮袍配黄马夹，特许朝中骑马，另有一面特制金牌，上书“皇太后特恩”。据说凭此牌，只要慈禧太后的銮驾在，巴恪思即可随时进入紫禁城和颐和园。1902年，慈禧太后回北京后，这位“洋爵爷”便开始了与她长达6年的亲密关系，直到慈禧太后离世。

  然而巴恪思与慈禧太后的关系，远非书商宣传中所说，仅仅是“秘密情人”。实际上，巴恪思是太后的国际公法顾问，后来被加封为忠毅侯，她向他咨询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当政者的政策，甚至征询他对清朝内部官员的看法。不过巴恪思在中国官场混迹已久，深谙明哲保身的道理，每次都是避重就轻。他总是说：“作为一个外国人，实在无力判断，详细情形非外人所能知，因此之故，不敢奏于老佛爷之前。”

  在书中，巴恪思甚至说自己曾在慈禧太后的凤床上，目睹她平息了一场意图谋权篡位的小型宫廷政变。事件的真实性当然有待探寻，但这也说明，此书并非是纯粹的情色记录，更有风云诡谲的历史情节。（据《环球人物》）

  ●争议

  巴恪思到底

  是不是骗子？

  《太后与我》的手稿在巴恪思过世后，辗转流传于牛津大学图书馆。1976年，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看到手稿后，出版了《隐藏的一生：埃蒙德·巴恪思爵士之谜》（之后再版，改为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北京隐士》），描述了一个相当阴暗的巴恪思形象。该书指责巴恪思有计划、有步骤地伪造证据，欺世盗名。甚至说《往日已逝》及《太后与我》是完全伪造、伤风败俗的淫秽之作。

  自此定论形成，巴恪思以及他对中国所做的一切记录被扔进故纸堆。他成了历史上的一段色情笑话。人们记起他时，谈的也不过是个可怜的幻想狂、大骗子。

  但其实关于特雷弗，有两件事需要强调：一是他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声誉到后来也因为把赝品《希特勒日记》错认成真品而遭到质疑；二是他对于研究资料中明显证明巴恪思记录正确的事实置若罔闻，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认识巴恪思的中国人或英国人取证过。

  事实上，对巴恪思的书，要证伪，就如同要证实一样，都极其困难。

  巴恪思所描述的情史，很可能是自己的想入非非；所描述的重大史实，例如慈禧太后和光绪的死，也有道听途说的成分，但他笔下对宫廷贵胄、市井生活的描写细致入微，很难让人怀疑。

  参与过慈禧开棺检验的清史专家、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原副主任于善浦称：“慈禧太后的情人有荣禄、安德海、李莲英和京剧名角等，这在《清宫轶闻》《清朝野史大观》中都记载过。《太后与我》把这些人与慈禧太后的私情写得出神入化。它是一本可读的小说，可作为晚清社会、晚清历史研究的旁证资料。”

  (据《环球人物》)

  ●说法

  众多史学家认为

  慈禧不太可能有“英伦之恋”

  在记者目前采访到的近十位在国内有着较高知名度的清史专家中，学者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否认了慈禧有过这么一段传奇的跨国恋。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三点：清宫制度、社会风气、个人原因。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渭滨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慈禧不可能有这么一段跨国恋。从清代森严的宫闱制度就可看出：第一，非太监不能进入宫内，同治帝的天花病是在宫外患的，这反过来证实，偷情这类事件是绝对不可能在宫内发生的。第二，慈禧太后所居的西六宫，在故宫里环套森严，结构紧密，每一个宫门都有太监把守，任何人不可私自进入，官员也是一样，寝宫制度严格，不可能有外国人随便出入。第三，慈禧的每一次出巡都有大量的跟班，根本不会一个人偷偷地出宫。根据这样一些很明显的证据即可以证明，慈禧不可能和宫内、宫外的人密行苟且之事。

  除清朝森严的宫廷制度制约外，清朝的社会风气和慈禧的个人品质也是关系这段跨国恋的重要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王道成对记者表示，慈禧是绝对不可能有这么一段跨国恋的。清朝和唐朝不同，唐朝两性关系比较开放，女性穿着也袒胸露乳，但清朝受从宋朝就开始的“男尊女卑”影响，强调“从一而终”，并推崇程朱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因此，从社会风气方面看，慈禧不可能像武则天那样在身边留下一些“面首”。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杨国强在谈到慈禧个人品质时表示，慈禧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当时同治帝认为慈禧是“严母”时，慈禧就声泪俱下地对太傅和大臣们说，他们不好好学，将来怎么对得起祖宗。慈禧当时就认为，祖宗交给她的江山一定要守住，她对日常国事不懂的地方会不断进行追问。这样一个人，不太会出现那么丰富的感情生活。 （据《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