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渠没有饿死一个人”

  红旗渠有很多段都是在悬崖峭壁上修筑的，这都是当年林县人系着100多斤重的麻绳，悬挂在半空中，一锤一锤凿出来的。

  动工以后，资金需求越来越大。为了把漳河水早日引到家门口，林县人想尽了办法。买水泥太贵，他们自己建水泥厂生产水泥，整个工程所用的6705吨水泥，有5170吨是林县人自己生产的；缺少炸药，生产队便多积有机肥，省下的硝酸铵配上锯末、干牛粪碾碎制成土炸药；钢钎造不了，大伙就力图节约，长钎磨短了就当小撬用，小撬磨短了就捻成手把钻用。在资金最困难的时候，县委抽调了30多名干部，成立了劳力管理组，组建工程队，到其他城市承揽工程，赚钱弥补修渠资金的不足。据统计，当年就有31000名林县人外出搞建筑，挣回经费1800万元。

  1960年11月，中央发出通知，全国实行“百日修整”，基本建设项目全线下马，红旗渠也面临停工的危险。

  当时，山西境内的渠道刚竣工，正在修筑从河口至木家庄的二期工程。如果停下来，整个工程很可能就会因此夭折；如果不停，又违反中央政策。最后，杨贵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绝大部分民工回生产队修整，留下300多名青壮劳力，继续开凿二期工程的咽喉——600多米长的隧洞：青年洞。

  他告诉记者，在三年困难时期，红旗渠的建设没有中断一天，而且在1961年最困难的时候，还拿出了1000万斤粮食支援灾区，“林县没有因为修渠饿死过一个人”。

  1954年，26岁的杨贵被河南省委派到林县当县委书记，直到1973年，周恩来亲自点名调他去公安部工作为止，他在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山区县前后工作了19年。也正是在这期间，林县人修凿了轰动一时、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红旗渠。

  “感谢1959年那场大旱”

  林县自古就饱受缺水之苦。由于十年九旱，老百姓平时都不洗手脸，长年累月地不洗衣服，只有在婚丧嫁娶这些大事的时候，才舍得去缸里舀出一点点水来，全家人合用一个洗脸盆，你洗完了我洗。洗完了的水，或是给牲口喝，或者浇菜，也不舍得倒掉。当地流传一个说法，林县姑娘嫁人“不图你的万贯家产，就图你有水洗脸”。

  刚到林县，杨贵就听说了这样一个事：民国年间，桑耳庄300多户人家，常年要到8里外的黄崖泉担水。有一年除夕，老汉桑林茂为了过年吃顿饺子，一大早就去挑水，直到太阳落山也没有回来，刚过门的儿媳着急就去村头等。接到公公后，儿媳想帮着担水，可不小心碰翻了桶，把水洒了个净光。回来后，儿媳又羞又愧，当晚就上吊自杀了。

  据杨贵回忆，由于缺水，林县人生活很艰苦，一年粮食亩产才200多斤。“我是解放后去的，老百姓吃得太差，还不如战争年代我打游击的铁路沿线。当时我就感觉林县不解决水的问题，群众要过富裕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

  杨贵决心带领全县55万人“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最初，他并没有考虑从山西的漳河引水。他回忆说：“林县境内有几条河流，我和县委其他领导当时都认为只要充分利用好河里的水，挖掘地下的水，蓄住天上的水，就能彻底结束林县缺水的历史。所以一开始打了很多旱井，从1955年起还相继修建了抗日渠、天桥渠、英雄渠和3个中型水库。”但1959年一场干旱让这些水利设施形同虚设。由于流经林县的几条河流全部断流，已建成的渠道无水可引，水库无水可蓄，打下的旱井也已干涸，“这才逼着我们走出去找水”。

  多年后，在谈起修建红旗渠的动议时，杨贵仍感慨地说：“应该感谢1959年那场大旱，它使我们从陶醉中清醒过来。严酷的现实，不仅考验了林县的水利设施，而且也逼着县委不得不重新考虑解决林县缺水的办法。”

  1959年6月，林县派出3个调查组顺着漳河、淇河和淅河逆流而上，寻找新的水源。很快，目标就锁定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的漳河。其他两条均为季节性河流，而漳河最大流量达每秒7000立方米，常年流量每秒30立方米，即使枯水季节也不少于每秒10立方米。

  为了让山西方面同意引水，杨贵除了请河南省委与山西省委协商外，还趁春节之际给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打电话拜年，恳请曾在林县工作过的他帮助协调解决。很多年后，两人谈起那段往事，老书记总是感叹道，当年他以为杨贵只是修条小渠解决吃水问题，哪知道竟然修了这么大一条人造天河！

  “红旗渠”，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它是艰难岁月不屈不挠的精神代表，也是创新思维的伟大音符。

  周恩来总理曾经这样向国际友人介绍：“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

  然而，因红旗渠出名的杨贵，不久便卷入政治漩涡中，几起几落。他的一生无论是被提拔重用，还是受迫害遭批判，都无一例外地起因于当年他领导修筑的红旗渠。

  “修红旗渠有什么了不起？”

  开凿青年洞时，上级经常派人下来检查。为了应付检查，施工青年们在路边安置了观察哨，一旦发现有小车经过，立刻挥动红旗，示意洞内的人停止施工。等车走远后，又继续干。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到上面告了杨贵的状。1961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在新乡纠正“大跃进”造成的“左”的偏差，一听林县县委不顾群众死活，还在大搞红旗渠建设，非常生气，随即指示地委撤了正在新乡开会的林县组织部部长路加林的职，还准备撤杨贵的职。杨贵回忆说：“把我叫去开会，在会上我讲了林县的实际情况，谭副总理听了立即派人到林县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我讲的是实话，才恢复了路加林的职务。”

  1965年4月5日，林县人经过5年艰苦奋斗，凿通了最艰险的红旗渠总干渠。随后杨贵又带领大伙用了1年时间，修筑了3条干渠，正当他准备一鼓作气建设配套工程时，“文革”开始了。

  “文革”中，一些造反派诬蔑红旗渠是“黑渠”“死人渠”，杨贵也被打成“走资派”撤职罢官，长期遭受批斗毒打。好在林县群众暗中保护杨贵，把他从造反派手里抢出来送到山西劳模李顺达家，后又辗转送往北京，躲到了新华社记者方徨等人的家里。不久，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几位记者联名写信给周恩来反映杨贵的情况，周恩来指示河南把杨贵保护起来，他这才得以回林县，组织建设配套工程。

  1969年7月6日，历经10年的红旗渠工程全面竣工。但仅仅过了100天，省里军管负责人又在林县组织批杨贵，说“红旗渠是唯生产力论的活标本”“杨贵穿新鞋，走老路”。这些人还攻击“杨贵修了一条小小的红旗渠有什么了不起？”又是周恩来知道后，立即要河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和杨贵来北京。他拉着杨贵的手质问那个军区负责人,“你为什么反红旗渠？为什么整杨贵同志？”

  1973年，杨贵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随即到北京参加中央读书班学习马列主义。在学习期间，周恩来又提名杨贵到公安部工作。在公安部，杨贵被卷入他更难以把握的政治漩涡。最后，深受“四人帮”迫害的杨贵被说成是“‘四人帮’的人”，长期接受马拉松式的审查。直到2006年3月，中央才批准了他的职级为副部长级，享受中央、国家机关部长级医疗待遇。

  （据《重庆日报》）

  “再晚两年，肯定修不成”

  在征得了上级部门和山西省的同意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修渠的经费和设备从哪里来？为此，林县曾找过省委、地委，但得到的答复是：国家困难，不可能给予资助，林县可根据自己的财力、物力、人力考虑安排。

  “那时县财政只有290万元钱，但粮食还充足，有3000多万斤储备粮，每个生产队都有三五万斤。”杨贵回忆说，“最关键的是群众修渠的热情很高。一听说要跨省修渠引水，大家都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参加。有个13岁的孩子叫张买江，他父亲在修渠中刚不幸被崩塌的巨石砸中牺牲，他母亲就把他送上工地。工地指挥长说什么也不答应，父亲刚走，怎么能让家里的独苗再来呢？更何况他还是个孩子。他母亲恳求说，‘让孩子留下来接着干吧，俺知道，红旗渠水流不过来，他爹也合不上眼。’”

  就这样，1960年春节刚过，近4万名修渠民工就自带口粮、被褥和简易的工具，汇集到晋冀豫3省交界的漳河边。

  为了速战速决，修渠大军一上来就一字排开，在70多公里长的工地上全线开工。由于技术人员不够，民工又看不懂图纸，漫山打眼放炮，一崩一个山头，有的挖错了地方，有的炸坏了渠底。沿线的山西群众对此怨声载道。

  开工20多天后，他们就调整了施工方针，集中力量先把山西境内的20多公里渠道修完。事后证明，这次调整对修凿红旗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年，与红旗渠几乎同时动工的还有甘肃定西的洮河大渠，也是全线开工，但没坚持多久就全线下马了，只留下沿途遍地的坑坑洼洼。而红旗渠在开工8个月后，就把滚滚的漳河水引入了林县，极大地振奋了林县人继续修渠的热情。事实上，正是这种修一段、成一段的分段施工模式，才使得红旗渠的建设能前后坚持10年之久，并最终得以全线贯通。

  漳河原本经山西流入河北，红旗渠第一期工程建成后，就改道流向林县。随着水资源的日益紧张，受影响的河北几个县意见很大，甚至好几次偷偷炸毁了红旗渠渠首大坝，这让杨贵很意外。他对记者说，当初修渠没考虑有什么矛盾，想法很简单，盼水心切，“也没想到开工正好赶上全国困难时期，各地都忙着解决吃饭问题，顾不得阻拦我们。”他感慨道：“如果再晚两年，矛盾多了，就肯定修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