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

  春节

  给和珅送礼先送“门包”2000两

  清代贪官和珅势焰熏天时，凡入京赴吏部应选的官员，都以能谒见和珅为荣。山东历城县令某某，前往和府，送给看门人2000两银子，才被允许“长跽”（双腿跪地，上身挺直）和府大门前，等候和珅回府。这还不是在春节期间。

  春节上和珅府上送礼，送给看门人的“门包”，能少于2000两银子吗？若是少了，那连跪在和府门前的资格都没有。

  古代很多官员，如饿虎一般。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一书，晚清有个姓丁的人，被任命为四川总督，要到北京谒见皇上。他先到天津，见到李鸿章，李鸿章对他说：“到京谒见皇上，应酬大于以往数倍。知道你两袖清风，已代你筹备银子1万两，存在京城某银号。”丁某赴京，正遇上某相国生日，这位相国，对赴京的地方官“所望甚奢”，就等着他们来送大礼。丁某的1万两银子竟不敷应用，又请李鸿章代筹1万两。平时尚且如此，春节送礼，你说该给这位相国送多少呢？

  和珅的下属，也均如饿狼一般。和珅故意饿他们，好放他们出去更多地觅食。

  和府黄金、白银的进出，和珅都要拿着算盘算，并且要亲自称量金银。家中开支，他自己不承担，他的家属也不承担，要他的下属承担。和珅家花钱如流水，但他从不自掏腰包一文钱。和珅妻妾众多，连脂粉钱都不赏给。

  和珅手下的官吏，春节自然不会闲着，一定会全线出击，打着“和相”的旗号抓紧捞钱。不然的话，和府巨额的花销，他们怎能承受。

  核心提示

  古时春节一到，官员们都纷纷忙碌起来。无论级别高低，在春节都要忙着送礼、收礼。热闹、祥和的春节气氛，掩盖不住一股陈腐的气息。如在清朝，春节前后皇帝要设宴招待官员及其夫人，要赐给“福”字，赐给“岁岁平安”荷包及其他物品，还要请他们看大戏，以示皇帝的恩德。

  送礼的队伍

  造成交通堵塞

  历史上每当一个王朝走下坡路时，贪腐之风总是愈演愈烈，春节送礼也更加盛行，并且堂而皇之地进行。春节送礼收礼，是古代官场盛行千百年长盛不衰的“潜规则”。

  下属给上司送礼之前，先要给上司的“阍者”（看门人）送礼。此话怎讲？我们先来听听顾炎武讲的“门包”的掌故：“《后汉书·梁冀传》：‘……冀、寿共乘辇车……游观第内……鸣钟吹管……或连继日夜……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今日所谓门包，殆昉于此。”在东汉，就流行送“门包”了。要进入东汉权臣梁冀豪华的府第，得先打通看门人关节，他让你进，你才能进。而要打通他的关节，就得给他送银子——“门包”。据说梁府看门人收的银子不计其数。

  明朝周晖《二续金陵琐事》记载了万历年间南京春节送礼的壮观场面：除夕前一天，周晖外出访客，至南京内桥，看到中城兵马司衙门前聚集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每人手捧食盒，竟使道路堵塞。经打听，原来这些人都是来给中城兵马司送春节礼物的。

  当时的南京设五城兵马司，每城兵马司分设正副指挥，掌管本城区巡捕盗贼、疏理街道沟渠、看守囚犯及消防等事项。名为兵马司，实际不掌兵。衙门不大，正副指挥品级都很低。春节之前，中城兵马司门前都有这么多送礼的人，其他更大、更热的衙门，送礼的盛况可以想见。

  春节给上司或有关衙门送礼，由暗夜变为朗朗白昼，由地下转为公开，世风、官场之风的败坏一至于此！

  蜀锦、秋千打动贵妃和皇上

  北宋仁宗时，官场“请托”之风大盛。吴处厚《青箱杂记》一书说：“皇祐、嘉祐中，未有谒禁，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有一人号‘望火马’，又一人号‘日游神’，盖以其日有奔趋，未尝暂息故也。”皇祐（1049年~1053年）、嘉祐（1056年~1063年）都是宋仁宗的年号。在这时期，有人居然天天走门路。

  而通关节成效之大，或许莫过于文彦博给张贵妃献蜀锦。

  据梅尧臣《碧云騢》一书，“文潞公入相，因张贵妃也。”被封为潞国公的文彦博，当初官拜宰相，靠的是张贵妃的提携。贵妃的父亲张尧封曾是文彦博的门客，贵妃幼年，其父曾让她认文彦博为伯父。文彦博“知益州”，担任成都地方行政长官时，贵妃提示文彦博，时近上元（正月十五元宵节），宜赶织“异锦”（图案新奇的蜀锦）献上。文彦博乃令工人“织金线灯笼，载莲花为锦”。并制作一架秋千，以备贵妃寒食节玩。到了上元节，张贵妃穿着文彦博献的异锦做的衣服，去见宋仁宗，仁宗惊问：“何处有此锦？”贵妃说：“妾让成都文彦博织了送来。妾父与文彦博是旧友。然而妾怎能支使文彦博呢？是文彦博特意献给陛下的。”宋仁宗很高兴，从此留意文彦博。文彦博从成都回京，被提拔为副宰相，后又升为宰相。

  张贵妃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她的父亲张尧封进士出身，只做到石州推官，且死得很早。其母将年幼的张贵妃送入宫中，成年后，她得到了宋仁宗的宠爱：“寝长得幸，有盛宠，妃巧慧有智数，善承迎，势动中外。”她的势力达于朝廷内外。

  文彦博献给张贵妃秋千作为寒食节的礼品，也有深意。张晓红《秋千与寒食、清明》一文云：“秋千又与悲伤、惜春、叹老等情感不可分割。由于寒食、清明已至暮春，秋千的出现也意味着春天行将结束，它便牵动了人们的惜春伤春情怀。”寒食，清明前一天（一说清明前两天）。文彦博献秋千，意在勾起张贵妃思念先父之情，并进而勾起其对自己的感念之情。

  李世杰在四川革除春节官场陋风

  厌恶春节官场恶俗，并决心加以改革的官员，并非没有。清代李世杰就是其中之一。只是这样的官员如凤毛麟角。

  据清代昭摙《啸亭杂录》一书，李世杰年轻时做过负责治安的巡检。有一次，乾隆皇帝下江南，李世杰负责给皇帝御船搭跳板。那天刚下过雨，路很滑。乾隆帝上船时，不小心跌了一跤。李世杰反应特快，急忙将乾隆帝扶起。总督、巡抚都大为恐慌，命人将李世杰绑起来，请乾隆帝处置。乾隆帝笑着说：“下级官员中居然有这样的忠爱之人。”立即提拔李世杰任知州。后来李世杰做到四川总督和江南总督。

  他任四川总督数年，从未宴请过一个客人。成都将军到任，按惯例总督要宴请他。李世杰心想，不请，怠慢了这位成都将军；请，破了自己立的规矩。于是便趁成都将军家属抵达成都时，派一位武官送去一只煮乳猪和一只烧羊，并让这位武官婉告成都将军：“本想委屈将军到总督府，适闻将军眷属到成都，谨以这两种食品佐将军家宴。”

  春节前夕，李世杰吩咐厨师做十几斛（1斛5斗）面饼。春节下属来拜年时，李世杰派人对他们说：“深知各位劳苦，今用饼慰劳各位。”等他们吃饱，李世杰方出来跟大家相见。礼毕，让府、厅、州、县官员就在总督衙署分别拜见其上一级上司。礼毕，李世杰对官员们说：“春节规矩，上司即使不接见下属，下属也必须坐着轿子到上司府上。路途远的，太阳偏西才能回家，白白苦了随从人员，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况且你们都有父母妻子，过年照例得给你们放假，诸位何不早回，让你们也放假半天。”下属齐声说：“是。”

  李世杰以身作则，改革四川春节官场陋风，一时颇著成效。那时清王朝还处于上升时期，改革容易入手，也容易见效。

  清朝“公约”为何不管用

  清朝康熙时代末，朝廷曾想整顿春节官场陈规陋习，于是订立一纸“公约”，并要求中央机关每位官员将公约贴在府第大门旁。

  据清人金埴《不下带编》一书记载，康熙五十七年（1719年），金埴到北京，见“朝彦群公”（朝廷的俊才，即大臣们），人人都在府第大门的东面粘贴公约一纸，上面书写的内容均相同：

  “同朝僚友，夙夜在公，焉有余闲，应酬往返？自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岁元旦为始，不贺岁，不祝寿，不拜客，有蒙赐顾者，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亦不答拜。至于四方亲友，或谒进，或游学，或觅馆来京枉顾者，亦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不敢答拜，统希原谅。”

  落款为“九卿、六部、詹事、翰林、科道等衙门公启”。

  九卿是古代中央各行政机关的一种总称。詹事掌管经史文章之事（包括给皇帝讲经书、编纂书籍、主持考试、管理学校等）。科道是负责监察、弹劾的官员，包括六科给事中及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九卿、六部、詹事、翰林、科道等衙门公启”，实即中央各机关公告。

  朝廷出此公告，让官员们作为公约，约束其行为，出发点应当说是好的。问题是：谁来监督公约的执行？违反了公约，又当怎样处置？

  纸上规定“不贺岁，不祝寿，不拜客”，实际照样可以送礼、收礼，要想做违纪违法的事，还怕没有借口，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吗？

  不过，有这样的公约总比没有这样的公约好，起码说明朝廷极力想约束官员们，防止他们利用年节，做一些违纪违法的事。

  （据《人民论坛》）

  相 关

  元旦与春节

  原本“一家人”

  现在所谓农历年的春节，历史上称为“元旦”；而“春节”一词在古代是没有的，是民国政府创造的。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

  1912年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责成内务部编印新历书。随后又规定阳历(公历)1月1日为“新年”，但不叫“元旦”。

  这一年孙中山让出最高权力，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4年1月，民国政府的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袁世凯考虑到其他少数民族的习惯问题，只批准“元旦为春节”。由此，传统农历新年岁首被官方正式易名为“春节”，传统的“元旦”“新年”名称被安置在公历的1月1日这一天。

  但一般百姓并不理会公历元旦，仍将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新年，并按传统方式庆贺。

  民国政府十分不满这种二元历法状况，试图全部统一使用公历。一直到1930年，仍然是“二元并行”，于是政府重申：放假及各种礼仪娱乐，如贺年、团拜、祀祖、贴春联等活动一律移置国历新年前后举行。

  为了强化这一规定，春节期间政府派警察到关门停业的商店，强迫其开门营业，并将元宝茶及供祀的果品捣毁，有的还处以罚金，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

  但这种做法仍然成效不大，人们照旧过自己的春节，当局无可奈何。1934年年初，国民政府决定停止强制废历行为，民间名正言顺过起农历春节。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就决定继承辛亥传统，在历法上采用公元纪年法，但对传统年节给予特别关注。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并将公历1月1日正式定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改为“春节”。

  12月23日政务院第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元旦、春节为法定节假日。

  周边国家一直受我国文化的影响，越南、韩国也过春节，也是农历的正月初一。（据《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