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02版）温家宝：最近美国码头工人协会授予我一个“美国工人最佳之友奖”，这个奖与其说是授予我的，不如说是中美经贸互利共赢的一个范例。

  如果我做一件事能够缓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那么我选择哪一件事情？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深思熟虑很久了，并且在2009年和2011年两次同奥巴马总统做了深谈。我以为解决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困难和摩擦，还是要通过合作的办法。因此，我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关于促进中美经贸、金融与投资合作的一揽子计划的建议。它包括：首先，进一步发展中美之间的双向贸易。中国扩大美国产品的进口，美国要开放美国产品的出口，取消限制。其次，加强双向投资。两国应该为投资创造有利条件，并实行投资保护。第三，加强两国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航天航空等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开辟新的合作领域。第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并使这种合作与金融合作相联系。就是说中国愿意投资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美国工人的就业。这是一举双得的事情。

  奥巴马总统非常重视我的建议，双方已经就此进行研究。我相信合作比对抗好，只要循着这条正确的路子走下去，中美经贸关系会走上一条健康、持久发展的道路。

  至于你说到美国关心中国贸易体系改革的问题，如果讲得明确一点，主要指三个问题：第一，就是进出口的基本平衡。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在2011年中国经常性账户差额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2.8％，小于3％的国际公认的合理水平。就是说在国际收支和货物贸易上，中国已经实现了基本平衡。第二，汇率，也是美国关注的。从2005年汇改以来，中国实际有效汇率已经升值30％。请记者先生注意一种现象：从去年9月份开始，在香港市场无本金远期交割市场，也就是所谓NDF市场，开始双向波动。这就告诉我们，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有可能已经接近均衡水平。我们将继续加大汇改的力度，特别是较大幅度地实行双向的波动。第三，我们将坚持多哈回合谈判的宗旨，主张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我想请教的问题是在过去4年两岸实现了“三通”直航，有关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合作取得了历史性的高峰。台湾媒体评价认为，过去4年大概是两岸关系60年来最稳定、最和平发展的4年。未来4年可能延续这样的发展机遇。在今年政府最后任期一年，您所期待两岸文化交流前景是什么样的状况？在去年6月份，您提到过的《富春山居图》在台湾展出，不晓得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今天大家很关心在明年3月您退休以后有没有可能到台湾自由行？

  温家宝：我已经连续10年在这个场合谈台湾问题了，每一次心情都很不平静。我很高兴地看到，去年两岸同胞交往更频繁，感情更融洽，关系更紧密，“九二共识”和两岸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意基础更牢固。如果说在本届政府最后一年，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特别是在加强经贸关系方面再做一些实事。我首先考虑的是，要加快ECFA的后续谈判。在加强两岸经贸交往当中特别要照顾台湾中小企业、弱势产业和基层群众的利益，尤其是中南部群众的利益。两岸的金融合作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包括推进银行货币结算体系的合作，鼓励两岸银行相互参股，为支持经贸合作发挥金融的作用。对于台资在大陆的企业，我们要给予特别的关心，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转型升级、扩大内销市场。

  我2010年在这里讲了《富春山居图》的故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高兴地得知，这幅分离很久的《富春山居图》终于在台北合璧展出，这反映出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震撼力。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我常想，难道几千年的文化恩泽就不能消弭几十年的政治恩怨？我真诚希望两岸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

  至于我在退休以后能不能到台湾去自由行。坦诚地讲，我愿意去，但是还得看条件。不过请你转达对台湾人民的问候。我想起了清代台湾割让后，台中一位诗人林朝崧的一句诗，叫“情天再补虽无术，缺月重圆会有时”。我相信，只要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大业一定能够实现，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我的问题是，最近几年您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请问您多次反复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在哪里？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又在什么地方？

  温家宝：是的，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是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人民日报》记者：最近一轮房地产市场调控，大家都非常关注，中央的决心很大，力度也很大，一些城市的房价已经开始回落。请问总理，住房价格回落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达到了调控目标？另外，面对经济增速放缓和地方财政压力，楼市调控会不会半途而废？

  温家宝：出于一种责任感，我最近把从2003年开始的房地产调控认真地回顾了一下。其实我们在2003年已经提出了6条调控措施，2005年又制定了

  “国八条”，2006年又制定了“国六条”。但是，为什么调控不见成效？群众也在责怪我们，说房价越调越高，政策不出中南海。我听了感到十分痛心。我觉得房地产市场关系到财政、金融、土地等各项政策，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涉及到金融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的利益，调控的阻力相当之大。

  为什么这两年房地产调控在艰难中看到一点曙光，有所进展，首先是我们调控的决心坚定而不动摇；其次，我们抓住了抑制投机和投资性需求这个要害问题，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对于房地产市场，我有个基本看法，那就是：中国有13亿人口，又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对住房的需求是刚性的，而且将会是持续的。当然，我们说住有其居，并不意味着住者有其屋。从方向上看，应该鼓励更多的人租房。

  关于房地产市场发展，我有几个观点：第一，要保持房地产业长期平稳健康发展。如果盲目发展，出现泡沫，一旦破灭，不仅影响房地产市场，而且会拖累整个经济。第二，什么叫房价合理回归？我以为合理的房价，应该是使房价与居民的收入相适应，房价与成本和合理的利润相匹配。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一些地方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因此，调控不能放松。如果放松，将前功尽弃，而且会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混乱，不利于房地产长期、健康和稳定发展。第三，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毫无疑问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说要充分利用市场这只手。但是政府这只手也不可缺少，因为它能保证稳定和促进公平。

  香港无线电视记者：总理您2003年曾经访问过香港，九年过去了，香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而我们也将迎来新的变化。对于现在进行的香港特首选举，请问总理您有什么看法？另外除了政府换届和欧债危机等挑战外，您认为香港还面临着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有待解决？最后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您有什么祝愿？

  温家宝：我是爱香港的。2003年我曾经去过一次香港，我在那里用了黄遵宪先生的一句诗来形容：“寸寸河山寸寸金”。香港回归15年了，15年香港发展的变化证明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这15年当中，香港走过的路也不平常，遇到了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在特区政府领导下，港人共同努力战胜了金融危机，香港至今仍保持着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高度的自由市场经济。2011年香港的人均GDP达到3.42万美金，是历史上最高，就业也处于较好的水平。香港现在是困难与机遇同在，一方面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和压力还存在；另一方面，香港还面临着经济下行和通胀的双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必须努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保持社会和谐，重点解决好社会公平、物价稳定、居民住房和教育医疗等重大问题。

  现在香港正在进行第四任特首的选举，我相信只要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并且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事，香港一定能够选出一个为多数港人所拥护的特首。

  目前香港确实有困难，我想起邓小平先生的一句话：“香港人是能够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

  我真想再去一次香港，到淘大花园看看那里的居民，到港大同学生们进行交流。请记者转达我对香港同胞的问候。

  《华盛顿邮报》记者：一年以前，我的一个记者同事曾经向您问到一个关于在中国进行直选的问题，当时您表示这个进程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首先中国老百姓应该证明他们有能力来管好一个村的事务，然后他们逐渐可以管好一个乡、一个县的事务。今年，世界许多国家的老百姓都将会通过直接选举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时候中国的老百姓才能够通过这种竞争性、直接性的选举选出他们的领导人呢？

  温家宝：是的。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村民自治，并且保护村民直选的合法权利。现在农村村委会许多实践证明，农民直选村委会是成功的。他们不仅有高度的热情，而且按照村委会组织法制定了严格的选举办法。

  我至今还是这样认为，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受到锻炼。我相信，中国的民主会根据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财经》杂志记者：我的提问是，今年的经济增速调低为7.5％，这是暂时性的减速，还是会变成常态性？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告别了高增长的阶段？国际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将渡过经济危机的希望寄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现在中国调低了增速会对国际经济复苏产生哪些影响？

  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作了以后，世界上各种媒体反响最大的，就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我以为他们抓住了一个要害问题。这次我们将多年来8％的中国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调低到7.5％，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真正使经济增长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增长，真正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真正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摆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污染环境，走上一条节约资源降低能耗，保护生态环境的正确道路上来，真正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惠及民生。

  这个决心是在制订“十二五”规划时就下了的。我们“十二五”规划设定的目标是7％，今年确定经济增长7.5％，是为了与“十二五”规划的要求相衔接。同时，我也必须说明，这是我们主动调控的结果。应该承认，由于欧债危机、外部市场萎缩，中国经济有下行的压力。但我们调低速度主要是为了结构调整。

  我想说明的一点是，当我们宣布这个指标以后，许多国家的经济界、专家学者、新闻媒体都认为，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中国经济能够克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真正走上一条注重质量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要把握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好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47万亿元人民币，在这个基础上，增长7.5％并不算低。如果一直保持这个速度，在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更不算低。而且我们要想方设法使同样的增长速度能够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能够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目标。（下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