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谁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千百年来这个争论一直在延续，也许永无定论。但在群星灿烂的中国诗坛，千古之下，也独有杜甫一人获得“诗圣”之名。这位在2月12日迎来诞辰1300年的诗人，并不是道德品行毫无瑕疵的模范，“诗圣”一名，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他的情怀和精神，一个普通人在后半生所真实经历的痛苦、锤炼、升华的心路历程。就像鲁迅曾评价的，对于现代人来说，陶渊明“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而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

  年少轻狂时，“一览众山小”

  杜甫，字子美，原籍湖北襄阳，公元712年出生于河南巩县(现巩义市)。杜甫可以说是出身名门，他是晋代名将杜预的第十三代孙，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时一位颇有影响的诗人，位列“文章四友”。杜甫的父亲杜闲为兖州司马，母亲在杜甫5岁时就去世了，他由在洛阳的姑姑抚养长大，童年和少年时光基本上是在洛阳度过的。

  从19岁开始到30岁，年轻的诗人将青春和豪情都挥洒在长达十多年的羁旅中。在24岁时，杜甫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结果落第了，自视甚高的他对此不以为意。这十多年，应该算得上他生命中最快活的时光，不用担心经济来源，只管饱览河山，把酒言欢，志得意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当时杜甫心境与气魄的真实流露。

  三十而立，大龄文艺青年杜甫也在这一年成了家——与一位杨姓的女子结婚，两人相濡以沫，相伴终生。但“立业”似乎还渺茫无着，此时的杜甫没有一官半职，基本是靠父亲生活。感到压力越来越大的杜甫，等到父亲杜闲被调到了奉天（今陕西乾县）做县令，终于决定在35岁这年到首都长安去一试功名。

  李白与杜甫一个淡然，一个多情

  杜甫在去长安前，还有一段值得一书的插曲——公元744年，他和李白第一次在洛阳见面，一见如故。闻一多曾充满激情地评价这一时刻：“我们数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李白比杜甫大11岁，刚在长安被唐玄宗“散金放还”，正是失意落魄之时，需要排遣心情。而杜甫一见之下，即被李白的风采所吸引。杜甫陪李白渡黄河，游王屋山，还一同求仙问道去拜访道士华盖君。尔后两人结伴到齐鲁一带游玩，中途遇到杜甫早年结识的朋友高适，三位大诗人齐聚一堂，骑马游猎，登高怀古，吟诗唱和，好不快哉，“度过了一个浪漫而放荡的秋天”。别后第二年，杜甫与李白在兖州再次秋日重逢，促膝论道，醉卧乡野，各自都留下过诗篇。两人“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亲密无间。不过，这次短暂的相聚后，杜甫西上长安求功名，李白则南下漫游，此后余生两人再也没能见面。

  但杜甫从未淡忘过这位挚友，杜诗全集中与李白有关的共二十多首，直接点名写给他的就有15首：《冬日怀李白》、《春日忆李白》、《梦李白》、《天末怀李白》……这些大多都是杜甫呕心沥血、情真意切的名作。公元756年，李白参与永王璘起兵与肃宗争夺皇位的军事行动，被朝廷审判。谋反是顶级罪名，大部分人唯恐避之不及，而分别11年后的杜甫，仍坚持“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写出240字的长诗为李白辩驳，患难情真。不过现传1000多首李诗中，只有四首与杜甫有关。也许不能简单地将李白判为无情，但一个淡然，一个多情，这是两人性格的鲜明对照。

  九年困于长安，也曾献媚权贵

  杜甫到长安后，好景不长，父亲就死在任上，一直以来的经济依靠就此中断。怀有雄心壮志的杜甫没想到等待他的，是近十年困于长安的窘境。公元746年，李林甫被玄宗起用为宰相，作为著名的奸相，他极擅钻营，嫉贤妒能，一时朝野上下言路堵塞。747年，杜甫参加了一场由唐玄宗亲自组织的选拨考试，《资治通鉴》上记载，李林甫玩弄手腕，致使赴考的士子无一人及第，而他则向玄宗禀奏说这正是“野无遗贤”的表现，就这么搪塞过去了。

  这次落第虽是集体“被落榜”，但对杜甫的打击远远大于第一次。人到中年，责任愈重，妻子杨氏已带着两个儿子宗文和宗武前来会合，而他根本无力养活一家老小。后来他干脆把妻儿送到了奉先（今陕西蒲城），托亲戚奉先县令照料。他一边在诗歌中抒发愤懑之情，一边唯有继续等待，不断寻求可能的机会。

  他先找到玄宗的女婿张垍，写诗给张：“天上张公子，宫中汉客星”，盛赞他是皇宫里的文曲星。张垍也的确为他提供了一次机会。当时玄宗年近七十，迷恋长生之术，公元750年一个道士求见玄宗，说老子托梦，在一个宝仙洞中发现了修炼长生不老的秘籍《妙宝真符》。玄宗大喜，派人去找，当然找着了，于是要在长安南郊举行一个祭祀庆典。张垍将消息事先透露给杜甫，他得以在第一时间进献了《朝献太清宫赋》等三大礼赋。玄宗阅后龙颜大悦，准备再考一考杜甫。然而这次考试结束后，他得到的结果仍是：暂待录用。

  在三大礼赋中，杜甫曾大费力气地夸赞李林甫和陈希烈，而当他们相继倒台后，杜甫又开始痛斥这两人。三年后，他仍不放弃进献《封西岳赋》，捎带对当时已取代李林甫成为宰相的杨国忠做了一番吹捧，仍无回音。曾经谄媚过权贵，也是杜甫后来为人所诟病争议的一点。

  屡试不第，让杜甫的生活困顿到了饥寒交迫的地步。他维持生活的方式，是充当几个贵族府邸的“宾客”。对底层困苦的切身体验，让杜甫的生活真正发生了变化，由一名原本衣食无忧的官宦子弟，开始体味到人世的残酷与艰辛。他的极富现实意义和批判精神的诗歌，如揭露穷兵黩武的《兵车行》、讽刺权贵《丽人行》等名篇都是写于这一期间。

  43岁跻身官场，“一饭未尝忘君”

  公元755年，43岁的杜甫终于排上了一个职务：河西（今陕西合阳县）县尉，从九品，是唐代品级最低的官职。这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相比，显然差距很大，他断然拒绝到职。同年通过朝中朋友的帮忙，杜甫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工作内容是看管武器仓库、门禁锁钥，正八品下，职务稍高点，在长安城就职，还算是京官。杜甫留了下来。

  一个多月后，“安史之乱”爆发。当时杜甫正在离开长安去奉先的路上，回家探望久别的妻儿，一路上目睹饿殍遍野，而路过骊山，唐玄宗正和杨贵妃在华清宫通宵饮酒作乐。等到他一进家门，便听见一片哭声——自己的幼子冻饿而死。悲痛的杜甫由己及人，推想到黎民苍生的苦难，更是悲愤交加。他的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由此有感而发。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叛军迅速占领洛阳，安禄山称帝，国号“大燕”。同年潼关失守，玄宗匆忙逃亡四川，长安沦陷。杜甫无法再回去，他带着全家夹杂在难民队伍中从白水逃到鄜州，才算勉强把妻儿安顿下来。一得到暂时的平静，杜甫便开始惦念朝廷，当听到太子李亨于公元756年在灵武（今延安）称帝的消息后，他马上启程前往灵武追随肃宗李亨。忠诚，是杜甫性格的一大特点。

  不幸的是，忠心可嘉的杜甫途中被叛军抓住，押回了长安。关押一年后他才得以成功逃脱叛军大营。杜甫径直向西去了肃宗当时所在的凤翔，他的《述怀》一诗中记录了当时衣衫褴褛的情形：“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这一忠心举动让肃宗大为感动，授予他左拾遗一职。左拾遗是谏官，职位其实不高，但是在天子左右当差，杜甫又一次重燃对政治的热切憧憬。

  感怀苍生

  写就“三吏”“三别”

  当上左拾遗半个月不久，杜甫就卷入一场政治漩涡之中。起因是肃宗想罢免当时的宰相房琯，个中原因复杂，但究其根本应该还是代表着老皇帝玄宗与肃宗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对于政治上比较精明的人来说，也许并不会趟此浑水，但杜甫无疑是十分书生意气的人。他与房琯本是布衣之交，又一向推崇他是“醇儒”，于是上书说：“罪细，不宜免大臣”。结果肃宗阅后大怒，给杜甫放了一个大长假，实际上明确表示了对他的疏远。

  两年后，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主管当地文教工作。虽然华州（今陕西华县）距长安不过七十公里，官阶未变，但对于杜甫来说不啻于晴空霹雳，这意味着他再也无法跻身参与国事的讨论了。

  为了摆脱种种烦恼，他决定回洛阳看看，这一去又赶上了战局的变化。公元759年，统帅郭子仪率领九路节度使前来攻打叛军，此时安禄山已死，他的儿子安庆绪和史思明在相州（今安阳市北）与唐军进行了一次恶战。唐军大败，溃散中一些军士乘机劫掠百姓，刚受过叛军蹂躏的百姓们又蒙受一遍摧残。

  一路上，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的惨景深深刺痛着诗人的心。他著名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两组诗就写于这一动荡时期。

  成都草堂，暂得栖息

  公元759年，杜甫从洛阳重返华州，途中遭遇关中大规模的饥荒，一路上天灾人祸的惨状让他灰心至极。同时，长安、洛阳地区再次陷入战乱之中。另外房琯等人在朝中一再遭受打击，常被认定为房琯一党的杜甫，更觉政治前途无望。他决定辞官西行，在《立秋后题》中写道：“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离开华州后，杜甫直奔秦州（今甘肃天水）而去，最后一路波折到了成都，在城郊浣花溪畔的草堂寺住了下来。借居不是长久之计，他必须赶紧修筑住宅，于是杜甫以诗代信，一封封发出去：写给当地县令索要桃树苗，向绵竹县令要绵竹，向绵谷县尉要桤树秧……如此这般，二三月后，他的栖身之地成都草堂算是基本成型。建好这年，杜甫整整50岁。

  远离战争硝烟的成都，岁月静好，举目所及皆是旖旎风景，杜甫迎来了人生中一段难得的宁静时光。在成都草堂寓居不到四年，杜甫写的200多首诗中，大多是田园诗，用极其轻灵温暖的笔法，描写了耕作的喜悦。

  “杜工部”死亡之谜

  杜甫居于四川时，还曾有过短暂的一年幕僚生涯。他的好朋友严武曾两度在成都做官，他比杜甫小14岁，欣赏杜甫的诗才，于是拉他当自己的幕僚。事隔5年，53岁的杜甫重返官场，任节度使署中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从六品。这也是他平生最高的一个官职，后世惯称的“杜工部”即出于此。

  765年，杜甫欲回老家。当年5月，他便买舟东下，顺流而下先到了夔州。此时的杜甫身体状态相当不好，肺病等疾病不断缠绕着他，牙齿落了一半，耳朵也聋了，几近一个残疾老人。

  公元770年，杜甫继续乘舟南下，想前往郴州投靠族舅崔伟。途经耒阳时，南风大作，水涨之后船被困住，杜甫一家困在船上没吃没喝，耒阳县令听说派人送来牛肉与白酒。一种杜甫死因的说法，就从其而来，说是由于饥饿后大吃大喝，杜甫引起了肠胃急性病，等同于是撑死的；还有一种补充的说法，说是当时四五月份，天气过热，可能县令送来的牛肉有些变质，杜甫最后死于食物中毒。另外还有根据杜甫集子中的最后几首诗，推断他调转船头，病死在湘水上。各种说法不一而足，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因家境贫困，儿子宗武无力将杜甫的尸骨带回祖坟安葬，直到他死后43年，孙子杜嗣业才把祖父的遗体由岳阳迁往河南偃师的首阳山下。杜嗣业还请元稹为杜甫题写墓志铭，在这篇文章中，元稹给予杜甫极高的评价，称他是“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元稹的眼光的确难能可贵，因为杜甫在他所处的时代，诗歌才华未被同代人所理解。恰如杜甫感慨：“百年歌自苦，未有见知音！”直到晚唐，杜甫的“诗史”一名才传开。到了两宋，杜甫的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更能激起时代的共鸣，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对杜甫推崇备至，终于将其抬到“圣人”的位置……（据《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