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万名问题彩民，43万名重度问题彩民。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彩票研究中心“中国彩民行为网络调查”数据一公布，随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虽然有学者对网络调查方法和数据提出争议，但一个共识是，我国彩票年销售已突破2000亿元，而对于彩民的关注和研究滞后，问题彩民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期，记者走访北京数十家彩票投注站，采访百余位彩民，低收入的打工者已成为购彩主体，且有的痴迷程度很高。一些彩票站违反《彩票管理条例》，进行误导性宣传。

  按照《彩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发行机构还应该张贴警示标语。记者走访数十家彩票站，没有一家张贴有警示标语。

  中奖700万成“疯狂的赌徒”

  30岁的李严兴冲冲地推开彩票站的门，自己“啪啪”几下把写在手心的数字敲到彩票机上。一边等待出彩票，一边自说自话：刚才堵车，记了几辆车的尾号，说不定就是今天的大奖号。

  “中奖如同中雷。”老袁，这名中过300万大奖的资深彩民，并不认同一些人的想法，“我们这群人，真正过得好的，很少”。

  北京北二环的一处老式的两室一厅，家具摆设很难与数百万的身家联系起来，最醒目的是一尊约50厘米的观音像，顶端写着“有求必应”四个字。

  老袁说，很多人以为中了大奖的彩民都会买房、买车或是投资，“咸鱼翻身过上好日子”。但实际上这些彩民更多的还是买彩票，“更疯狂地买彩票”。

  老袁描述中大奖那一瞬间，“不是你们想的高兴，是亢奋，失去理智的亢奋，会迷信下一次中更大的奖”。

  自己开着彩票点的老袁，自称是中大奖彩民中比较理性的，他的一位朋友买彩票中了税后近700万的大奖后，“生活都被毁了”。

  朋友曾是一名老板，接触彩票后，经常一次数万元买彩票。中了大奖后，变成十几万十几万地买，最疯狂的一次投注80多万元。

  700多万全投进去了接着买，大房子换成小房子接着买彩票，夫妻离婚还接着买。老袁掰着手指算着说，几年下来这位朋友输掉的钱，“至少4000万。”

  “都说彩票用于公益，但谁会把彩民当做公益的人？”老袁说，开彩票站近20年，见多了形形色色的彩民，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一旦痴迷其中，就是旁人眼中的标准赌徒，“别人看不起的。”

  彩票站“卖得越多挣得越多”

  北京丰台马连道地区聚集了大量打工者，马连道南街上两家彩票站都异常火暴，每天傍晚都是人满为患。一彩票站的老板透露经验，商场开在越繁华的地方越好，但彩票点要开在“穷人扎堆”的地方才能赚钱。

  河南财经学院彩票研究所所长冯百鸣称，最近研究所在深圳做了一个调查，选了五六十个彩票投注站点，找了500多个彩民样本。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外来务工人员是购买

  彩票的主力，而且有的非常痴迷，“这种购买结构肯定是不合理的”。

  “中国彩民行为网络调查”主持者、北师大心理学博士陈海平表示，调查显示，问题彩民的主要人群，有“18岁到45岁，高中和大专学历，月收入1500元到3000元之间”等特点。

  “我们是有最低销售额的。”闲谈中，胡立君道破彩票站的玄机。他介绍说，每台福彩机器每月的销售额不能低于4万，体彩不能低于2.5万。而且彩票销售额直接同投注站的收入挂钩，“卖得越多，挣得越多”。

  “这是唯GDP逻辑在彩票领域的反映。”北师大心理学博士陈海平认为，这种不加限制的售卖方式制造问题彩民的同时，也丧失了彩票的公益性。

  “被绑架的彩民”和滞后救助

  跟一般彩票点的老板不同，老袁主张对彩民加强关注，特别是那些上瘾的彩民，“彩票绑架了他们，根本停不下来”。

  他坦言，自己办彩票点也想多挣钱，但是看到的悲剧多了，觉得起码应该有机构为问题彩民提供专业的疏导和救助。彩民为彩票事业、公益事业作了贡献，但他们出了问题，“羊毛被扒光了，就没人管了”。

  国外强调“责任博彩”，针对“问题彩民”有系统的预防救助体系。比如有的国家规定，彩票投注站和ATM取款机间须有一定距离，防止彩民过度沉迷而造成经济损失。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彩民（赌徒）”，经过相关鉴定会，就有规定强制投注站不能对其出售彩票。彩民个人、投注站、彩票发行机构都有责任避免问题彩民的产生，“多人少买”，以此保证彩票公益性。

  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处长朱卫国是彩票管理条例草案起草审查工作的直接参与者，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严格守法利善兼求，二是加强对问题彩民的跟踪研究，三是设立专门的问题彩民救助基金，四是加大支持社会力量关注度和解决问题彩民的力度。（彩民及家属姓名均为化名）（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