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皇帝”重拳反腐
雍正从父亲康熙手里,接过了一个比较烂的摊子:雍正即位之初核查国库,发现偌大一个清王朝,国库里只有800万两银子。按现在的银价推算,这笔钱大概也就相当于20亿人民币。雍正吓了一跳,好几天睡不着觉,他很清楚,问题就出在“腐败”二字。通常新帝登基,为笼络人心,都有豁免官员亏空、不算旧账的惯例,雍正则从内阁给他草拟的诏书里删掉了这一条,下决心惩治腐败。
他首先在中央设立了审计机关,名为“会考府”。会考府的职责就是查账。此前各省向户部缴纳税银,水分很大,因为户部要从中收取“部费”,否则不准核销上报。雍正说各地亏空钱粮,不论是受上级勒索,还是自身侵占,都属非法,“朕今不能如皇考宽容。”他责令怡亲王允祥(十三爷)和舅舅隆科多等人负责清查,并对老十三说:“尔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清查,朕必亲自查出。”轰轰烈烈的查账运动就此开展起来。
允祥带队查出很多问题,比如户部库银亏空250万两,雍正令户部历任官员赔偿150万两,剩下100万两采取分期还债办法,逐年补齐。履郡王允祹管理内务府时有亏空,被查出来要赔,允祹无奈地变卖家当补足欠款。河道总督赵世显克扣水利工料,被关进大牢,家财充公。苏州织造李煦亏空公款38万两,抄家赔偿。
雍正抄了一大批贪官的家产,这种铁腕手段确实震慑了官场,官员们背地里骂他是“抄家皇帝”。雍正还禁止被查出亏空的官员留任弥补,一律革职。雍正十年,直隶总督李卫说,各州县官员在任3年以上者寥寥无几,因为被革掉得太多了。有些官员自知难逃惩处,畏罪自杀,雍正仍不罢休,命令查案人员对罪官的亲属继续严加审讯,“所有赃款着落追赔”。
官员们为什么要贪腐呢?这是个老大难问题,光靠抄家赔钱解决不了。雍正知道,其实清朝官员俸禄是偏低的,在京一品官的年薪是白银180两,相当于今天的4万多元钱。知府105两,知州80两,到了县令这一级只有45两,养家糊口都勉强,更不要说请客送礼了。
雍正重拳反腐,断了官员财路,若不加薪,官员都活不下去。为解决这一体制问题,雍正推出了“养廉银”制度,视职位高低给官员们发放额外补贴。随着国库不断充实,养廉银逐年增多,最高的官员补贴达到每年3万两,少的也有几百两,比他们的基本工资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通过一系列的反腐政令和经济调整策略,雍正终于把国库的大窟窿填上了。只用了5年时间,国库储银就从800万两增至5000万两。虽然到雍正末年,国库里的钱又回落到不足3000万两,而且国库有钱,老百姓口袋里未必有钱——但比起父亲康熙,雍正仍然算是能反腐、会理财的皇帝了。
恩威并施的帝王驭人术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雍正自诩“朕就是这样的汉子”,自然也离不开一众王公大臣的辅佐。在用人策略上,雍正和康熙有很大不同。康熙为人宽厚,带的队伍也稳定,很多老臣长久任职。雍正则喜欢提拔新人,频繁调动官员。有资料统计,雍正一朝受过处分的官员,大致分为贪官、浮躁官、年老官、有疾官、才力不及官等几类,其中最多的是年老官,最少的是贪官,可见雍正很不喜欢占着位置的老人。
康熙刚驾崩、雍正还在服丧的时候,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四人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四人中,允祥和雍正兄弟情深,隆科多为拥护雍正上台出了很大力,而允禩和马齐则是雍正的政敌,却得到重用,让人吃不透雍正的用意。允禩忧心忡忡地对其他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允禩的妻子乌雅氏说得更直白:“有什么高兴的,不知道哪天掉脑袋哩!”
果然,等雍正坐稳了皇位,就开始收拾昔日争储的对头和前朝老臣。几个王爷有的被软禁,有的被流放,有的被革职抄家。雍正二年,他颁布《朋党论》,强调臣子必须忠君,严禁结党,然后就把允禩及其亲信逐个拿下。即使是初期重用的年羹尧和隆科多两位大臣,当雍正发现两人已到了位高权重、专横跋扈的地步,同样毫不客气。
雍正三年四月,年羹尧被勒令交出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年羹尧上了个折子谢恩,雍正批道:“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当年九月,年羹尧被捕,大臣们罗列出他的92条大罪,请求皇帝惩处。雍正表示,这些罪状里应该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有功,可以开恩赐其自裁。年羹尧接到自裁令,惊愕地不敢动手,以为还有回旋余地。雍正写了手谕劝他:“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这君臣二人平时就喜欢探讨佛学,永别之时,雍正还用佛家语吓唬年羹尧,意思是你乖乖去死,不要怪朕,下辈子才能好好做人。年羹尧接到手谕,终于绝望自杀。
扫除异己的同时,雍正开始提拔任用亲信,他的宠臣有允祥、允礼、鄂尔泰、张廷玉、田文镜、李卫等人,其中对十三爷允祥尤为倚重。允祥经常代皇帝传旨,雍正还放心地让其他朝臣向允祥靠拢,并不担心允祥结党。因为老十三是个聪明人,每次领受天恩,都表现得更加谦恭,从不居功自傲。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允祥病危,雍正亲往探视,不料皇帝赶到时,老十三已经咽了气。雍正悲痛万分,又决定亲自送葬,赞允祥是“自古以来,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
雍正对待宠臣不仅有丰厚的赏赐,还经常说好话笼络人心。有一次张廷玉得了点小病,雍正知道了,就对身边人说,朕最近整天胳膊痛,你们知道吗?侍从们吓一跳,赶紧叫太医来诊治。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不就等于朕胳膊痛吗?这话传到张廷玉那里,张感激涕零,更加效忠。
一个工作狂皇帝,加上一群忠诚的大臣,雍正得以高效而顺畅地治国理政,他驱赶着清王朝这辆巨型马车隆隆前行。不过只走了13年,他就撒手下车。公元1735年,雍正暴毙宫中,死因至今成谜。有传说他是炼丹中毒,也有说他是被刺杀,还有人说,皇帝太辛苦了,可能是过劳死。(据《文史参考》)
从《宫》、《步步惊心》到《后宫甄嬛传》,近来大热的几部古装剧里,“四爷”雍正都穿梭其间,整天忙着跟众嫔妃和太监们斗智斗勇,似乎皇帝的工作就是处理家务事——这实在是个误会:四爷确实很忙,但他不是情圣,而是个工作狂。
雍正45岁登基,在位13年,据说他在当皇帝的大多数年头里,平均每天睡不到4个小时,每年只在自己生日休息一天。皇帝做得如此辛苦,很难想象他还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应付后宫佳丽。他一共批阅过两万两千多本奏折,留下了上千万字的批文,《四库全书》中有《雍正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这些留存后世的史料,证明以工作量来算,雍正称得上是个勤勉的帝王。
但苦劳并不完全等于功劳,雍正有着极强的控制欲,身为清王朝的一把手,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这种罕见的严谨作风让臣子们都很崩溃。他改革赋税,整顿吏治,重视农业,推行了不少增强国力的政策。同时,他也大兴文字狱,强化皇权,残暴镇压民众运动,把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
雍正在历史中留下了太多模糊而矛盾的面容,很多人爱他,也有很多人恨他。
而他,只是一个热爱工作的独裁者。
国家机密都在皮匣子里
开头说过,雍正特别喜欢批奏折,这件事占据了他日常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奏折这东西早就有,明朝时候的奏折是公开的,由通政司呈给皇帝,皇帝看之前已经有相关的官员先看过,所以相当于明信片,没有秘密可言。到了清朝,顺治帝开始发现其中弊端:官员不敢在奏折里把事情写得太明白,尤其涉及具体利益矛盾,写进奏折就等于泄密。
于是“密折”出现了,经顺治、康熙到雍正,密折制度得以发展完善。雍正元年,雍正告诉各省督抚,有事可以写密折奏上。后来有权写密折的官员范围逐步扩大,提督、布政使、按察使,甚至一些职位不高但深得雍正信赖的中级官员,也可以写密折。仅《雍正朱批谕旨》所收录的奏折撰写人就有200多个,实际奏折人数高达上千。
既是密折,如何保密?雍正命工匠打造密折专用信箱,就是个带锁的皮匣子,每个皮匣配两把钥匙,奏折人一把,皇帝一把。遍布朝野的密折作者,写了折子都放进皮匣,由专使送到皇帝手中,不装匣的折子皇帝不收。广州巡抚常赉的匣子被贼偷去,只好借用广东将军石礼哈的匣子。
雍正坚持亲自看奏折、写朱批,嬉笑怒骂,乐此不疲。他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有时一个折子上的朱批,比奏折正文还多。雍正用奏折和臣下交流,讨论国事,还令官员互相监视,鼓励告密。比如他让湖南布政使朱纲观察顶头上司、湖南巡抚王朝恩的举动:“看其居心行事,倘少有不妥处,密奏以闻。”转过头来,雍正又在另一封密折里让王朝恩监视朱纲:“朱纲行止,舆论不一。据实奏来,密之!”
雍正有时令人口传谕旨,观察别人反应,再用朱批谕旨加以调整,也就是“说一套、写一套”。福建按察使刘藩长奉命向布政使潘体丰传达雍正口谕,说:“潘体丰人草率,亦鲁莽,因他在那里摇摇不定,朕也拿不住他。”潘体丰吓坏了,慌忙写折子问皇帝什么意思。雍正说是刘藩长传错了,在奏折上改批:“潘体丰系朕物色之人,但涉于草率,因他主见尚在摇摇未定,朕亦未之确许,命他坚定志向,以精详和平自勉。”
借助密折的广泛使用,雍正建立了庞大而严密的监控体系,他自己评价:“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有个官员入京觐见,专门买了顶新帽子,第二天见到皇帝时免冠谢恩。雍正笑着说,当心,别弄脏你的新帽子——一个官员买顶帽子,皇帝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