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穿行在中环，香港最繁华的地方。窗外密集的餐馆和酒吧快速向后退，各种肤色各式穿着的人匆匆钻进出租车，维多利亚港色彩斑斓的天际线闪烁着财富的光芒。这是被广泛认知的香港，一个拥有7651座摩天大楼、3600多家外资企业和超过9000个无线上网点的国际大都会。

  5月底，26位来自内地不同媒体的记者组成一个赴港采访团，从不同方面深入了解香港。

  曾荫权“中新闻毒”最深

  见到特首曾荫权的时候，距离他卸任只有30多天。

  他待人很亲切，自嘲自己的普通话“怎么说也说不好”，还指着记者的相机说，“我也喜欢摄影，只是技术不好。”

  合影时，一个同行跟香港“一把手”开起玩笑，“能传上微博吗？”“可以！”他干脆地同意。

  曾荫权在采访中提到，香港人对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要求，不是和美国比，也不是和新加坡比，而是和完美比。“我们常常被拉进法庭的。”他笑着补充道。

  小黄是香港政府新闻处一位年轻的助理新闻主任，也是这次陪同采访的三位“导游”之一。在他看来，香港记者的提问方式要“尖锐得多”，他们采访官员时往往不停地追问、不停地打断，“非要得到一个答复”。而在政府新闻处，会有一些公务员每天都要读报纸，负责收集重要信息。

  全香港“中新闻毒”最深的公务员，其实是曾荫权。报纸往往被他视为“早餐的一部分”。他曾说：“我会边吃边看其中的6份。通常我都会看到‘心跳加速’，接着我会去教堂冷静一下。然后，再回到办公室翻阅其余报章。”

  “批评是一定要有的。”小黄这样看待香港报纸的尖锐。

  “那香港企业办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会不会给记者车马费啊？”一个内地同行突然凑过来问。

  看见小黄不解地皱起眉头，有人提醒道：“就是礼品、红包啊。”

  “给记者钱喔？不可以的！”小黄恍然大悟般，连连摆手。

  多数部门没自己的办公楼

  在政府新闻处会议室里，谭主任握着一个麦克风面对全团，他是新闻处的高级新闻主任。“这是我接待过最大的采访团。”他用并不熟练的普通话与我们开起玩笑。

  采访团记者第一次走进香港政府机构驻地，尽管它有一个似乎并不搭调的名字——美利大厦。

  它也的确更像是一个老旧的写字楼。楼外的白色墙面有点掉皮，一层没有大厅，进门右手边就是电梯。楼道只有一米多宽，铺着灰色地毯，每隔几十米便挂有一叠火警疏散路线图，纸很旧，背面是过去的新闻简报。

  记者探头看了看办公室

  公务员们的办公空间是开放式的，除了新闻处处长外，再没有人有独立的办公室。大部分人的桌上都堆着厚厚的文件，墙上则挂着各式各样的公益广告海报。在一张很醒目的橘黄色海报上，写着如何让报税又安全又快捷的广告语；另一张则是指导市民如何申诉的，海报上有很多把锁与一把高悬的钥匙，写着“申诉若然理据足，专员为你解困局”。

  谭主任表示，这里曾经有七八个政府部门联署办公，如今除了新闻处外，其他机构都已经搬入特区政府新总部大楼。未来，这座存在43年的美利大厦将改建为酒店。

  其实放眼整个香港，大部分政府部门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大楼。更有“窘迫”者，如位于旺角的贸易署大楼曾为了开源节流，将一楼沿街的门面房租给超市和小店。作为“公私界限”，一楼到二楼是手扶电梯，二楼以上才是厢式电梯。

  收礼不超50港元仍须申报

  香港大约有156000名公务员，分布在12个决策局、61个部门和机构。作为普通香港公务员，如果获赠的礼物价值不超过50港元——这相当于在香港买8份报纸的钱，可以私人保留礼品，但仍须填写申报表，供部门存档。

  如今打开梁振英的个人网站，能清晰地查到这位新任特首在过去几个月收受的公务礼品清单——4盆兰花、3个花篮、一瓶香槟酒、一本书、一套光碟及7套学习卡。至于处理方式，他要么到政府物流服务署估价后把钟爱的礼物买下来，要么将礼物交给政府。

  作为香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适度与保守”的原则已经渗入到这个官僚体系的一举一动中。

  它渗入到公车的使用里。截至去年7月，香港拥有6343辆政府公车，但如果算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和立法会主席，能够享有专车待遇的公职人员不到40人。每10个公务员里有9个人习惯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在过去3年里，大街上挂有公车专用AM牌照的丰田或日产车（这两个品牌因其售价适中、节能环保而构成香港公车的主体）减少了400辆。

  它渗入到公务宴请的标准中。这里的公务接待标准分别是午餐人均350港元与晚宴人均450港元，菜品原则上不超过6道。在寸土寸金的中环，如果不想吃得太过寒酸，自带红酒必不可少，若与饭店经理相熟，还要力争少收“开瓶费”。

  采访团在香港的8天里，只吃上一次港府请客的“公家饭”。正好6道菜，味道很好，就是有点儿没吃饱。

  它甚至渗入到一张公干出差的机票中。2008年，时任特首曾荫权赴美国旧金山出公差，彼时他恰好有私人前往美国休假的计划，结果，公家没给报销，特首自掏腰包。如果是政府统一订购机票，则要经过严格的比价程序：购买的机票不超过两万元，须取得最少两个报价；如果超过两万元，则须取得最少5个报价。

  小黄说，就连因公务旅程费用而获取的飞行积分也属于公共财产，“一定要交还的，不可以乱用的。”不过有时候他也会偷个小懒，在机场人员准备赠送积分时，他会摆摆手：“不用不用！”

  有比法律更高的道德标准

  在港期间，采访团有几次集体聚餐的机会，而小黄和另一位新闻主任从来不肯落座，他们通常会去吃茶餐厅或寿司店。

  后来得知，这涉及一条与政府声誉有关的规则：公务员应避免接受任何过分丰厚或频密的款待，以免履行职务时造成尴尬、令政府声誉受损，或引致任何可能或实际出现的利益冲突。

  在香港公务员系统内，《公务员品行总则》往往被视为一份比法律要求更高的道德标准——公务员不得有任何令人怀疑公务员队伍是否公正，或令政府声誉受损的活动或行为，否则将受到纪律处分。

  关于此，时常被人们想起的案例包括：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因“避税买车”被迫辞职，前教育局秘书长罗范淑芬因干预学术自由被迫辞职，香港广播处处长朱培庆因观看脱衣舞被媒体拍下照片被迫辞职。

  “在香港有很多的规矩要去遵守，有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麻烦。”小黄坦诚地说，“烦”落在了二声。

  他随即补充道：“因为每一分钱都是香港市民纳的税，所以要对他们有个交代。”

  “如果有一天所有的约束和法律都没有了，你还会遵守这些原则吗？”记者突发奇想地问道。

  他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把右手放在心口的位置，转过头说：“我觉得我还是会先问一问自己，先问一问自己这是不是对的，问一问自己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

  （据《中国青年报》）